【致敬中国拍卖30年】程寿康：中国艺术品市场国际话语权构建任重道远

中国文物艺术品拍卖市场30周年

系列人物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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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漫漫历史长河中，30年或许只是沧海一粟，但对于文物艺术品市场而言，却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探索、实践、发展的全过程。

在中国文物艺术品拍卖30周年之际，2022艺势峰会第六届艺术市场价值榜即将举办，在中国拍卖行业协会、北京拍卖行业协会的大力支持下，我们将走近30位艺术市场参与者和见证者，包括收藏家、拍卖人、鉴定家、评论家等，通过他们的视角来回顾市场走过的风雨历程。是为回顾，更为展望。

期待下一个30年，中国文物艺术品市场更加辉煌璀璨。

2010年3月，和煦的春日，纽约曼哈顿约克大道，苏富比总部大楼正门上方，一面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就在前一天，苏富比全球CEO给远在香港的程寿康电话，“Kevin，我们明天的升旗仪式，你要不要飞来唱国歌？”彼时，在向总部反复争取数月后，中国国旗第一次悬挂在这家拥有270多年历史的国际拍卖巨头门面，这几乎成为程寿康职业生涯的最高光时刻。我们之间的这次对话，发生于2022年9月上旬，程寿康行将“退休”之际，在他做了十年律师，十五年上市公司法律顾问，和十五年苏富比亚洲区掌门人并缔造一系列拍场纪录之后。程寿康与中国内地艺术品市场的缘分，缔结于上世纪80年代，在伦敦大学主修苏联和中国法律，对中国历史有着浓厚兴趣的他，毕业后被一家英国律师事务所派驻北京。1987年起，周末的琉璃厂和潘家园，时常出现一位戴眼镜的平头小子，蹬着大载重自行车，带些许书生气，在地摊间四处转悠寻觅心仪的古玉。手里紧攥的外汇券，是唯一能识别他并非土著的凭证。这一待，就是三年。而二十年后，荣任苏富比亚洲区行政总裁的程寿康，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飞赴北京设立代表处。2007年，正值内地艺术品市场井喷之际，内地藏家逐渐显露多元气质，在他看来，这样的决定，是水到渠成之事。当然，律师出身的程寿康，在很多内地藏家眼中，他划定的拍卖职业底线，严苛的竞拍和结算规则，多少有些“不近人情”。但也恰恰因为他的这份坚持，和面对新兴市场的不断推陈出新，苏富比香港才能不断培养优质的中国藏家，促成重量级中国文物回流，并依靠业务的强势增长，连续数年成为亚洲艺术品拍卖的风向标。如今，闲下来的程寿康，已渐渐放下他心头对于中国艺术在国际话语权的执念，一如当年向全球总部争取升国旗的那份冲动。2022年下半年，除了不定期地参加“敏求精舍”聚会，在香港本土顶尖藏家社团里插科打诨，充当开心果；他更期盼可以早日全面解封，一路绿码，以兑现他对母亲的承诺：卸下包袱，到内地游览祖国的大好河山。程寿康苏富比亚洲荣誉主席、顾问

Q

今年恰逢中国内地文物艺术品拍卖三十周年，作为曾经掌舵苏富比香港十五年的重量级市场专家和资深顾问，能否说说您跟内地艺术品拍卖市场的渊源？

程寿康：苏富比来香港是1973年，1994年在上海开了代表处，我是2006年到的苏富比，当时总部邀请我做CEO，是因为觉得我对国内的情况比较熟悉。我当年在伦敦大学主修苏联和中国法律，毕业后去了一家律师事务所，1987年1989年常驻北京，一直对接北京事务，比如昆仑饭店和建国饭店的贷款书就是我经手负责的。包括后来回香港的一家上市公司，重心也是开拓内地的奢侈品市场。到苏富比上任的第一件事情，我想，北京是中国的首都，只有上海一个代表处是远远不够的，所以2007年在北京也设立了代表处。慢慢地，我发现内地艺术品收藏处在一个起飞的态势。以2009年为例，中国内地买家竞拍已经占到苏富比亚洲成交额的41%，而在此之前，主导市场的一直是来自香港、台湾和东南亚地区的藏家，传统版图被打破。因此，我们也逐步扩大在中国内地的活动，2012年，我们与歌华成立了一家合资公司：苏富比（北京），这也是第一家能够在中国内地举行拍卖会的国际拍卖行——当然，在更早的1988年，苏富比曾在北京故宫举办过一场名为“马可波罗回归紫禁城”的慈善拍卖，当时是为修复长城和拯救威尼斯筹款——同年9月，我们在中华世纪坛举办了苏富比在国内的首场拍卖，希望可以复制苏富比香港的拍卖模式，但随即遇到了一系列限制：比如不能拍中国文物，不能以人民币结算，包括艺术品的进出关税和增值税、收款困难、成本增加，加上当时内地的拍卖公司规模也在不断壮大，没有本土竞争优势，所以在尝试几次后我们不得不暂停内地拍卖业务。

Q

在您所接触的内地藏家中，谁最令您印象深刻？

程寿康：在北京设立代表处时，内地藏家给我的整体感觉是收藏门类比较窄，他们主要关注中国书画和瓷杂，对奢侈品、手表、珠宝、当代艺术和西方艺术的兴趣普遍不高，日常接触这些艺术门类的机会也不多。苏富比在北京、上海举办预展后，他们中有不少人，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因此，越来越多的内地客人到香港参与竞拍。

张大千 仿王希孟《千里江山图》

成交价：370,495,000港币

香港苏富比2022春拍

这里面，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是刘益谦、王薇夫妇，是我所接触的最有远见的内地藏家之一。2006年起，为了筹建龙美术馆，他们开始大量买入中国的古玩、书法、绘画，除此之外，西方的艺术品和当代艺术、钻石、珠宝也都广泛涉猎，并且在国际拍卖场上出价狠，不迟疑，也才有了如今龙美术馆十周年惊人的藏品体系。2015年，苏富比在龙美术馆举办了中国内地首场大型的十七世纪荷兰古典素描展“伦勃朗的时代”，也正是得益于王薇和刘益谦的支持。当时，大部分内地客人对西方经典艺术认识还不深，普遍在观望阶段，由此也可见他们夫妇二人的前瞻性。如何定义刘益谦的藏家身份，2014年春拍的“成化斗彩鸡缸杯”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当时他来香港取货，2.8亿港币，他从上午到下午，共刷卡了20几次，全款结算完毕后，当即就用这只天价的鸡缸杯倒热茶喝，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不难看出他买东西的杀伐决断。包括当年《功甫帖》引发过很大争议，如果是没有信心的藏家，必然会受影响，但刘益谦他对自己有信心，有自己的想法，所以他的收藏也才会持续。此外，藏家退货的情况在刘益谦身上从来没发生过，他的确是一位很有见地的收藏家。

明成化 斗彩鸡缸杯

成交价：281,240,000 港币

香港苏富比2014春拍

Q

您出任苏富比亚洲区行政总裁后，推出过许多高质量的私人收藏专场，如2011年春拍“梅云堂”“玫茵堂”“尤伦斯”三大板块力作，均获得亚洲藏家高度认可。作为一名管理者，传统的拍企面对更迭的市场环境，有哪些是必要的改革因素，以获取持续发展动力？

程寿康：作为一家从乾隆九年（1744年）就开始拍卖的国际拍行，若想持续发展，就一定要勇于创新。苏富比在香港的业务，从1973年只拍瓷器，到2006年包括现代书画在内也不过四个板块，待我离开时，已经超过十个板块。总的来说，在苏富比的十五年，我很幸运。2008年，香港政府取消红酒关税后，我们立刻开设红酒板块，并取得全球洋酒拍卖最好成绩；2013年，40件安迪·沃霍尔的专场展售，明显可以感受到香港藏家接纳西方当代元素；考虑到国内有很多老板在香港有房产，我又说服公司陆续加入了茅台酒板块和中国茶叶板块。同时，一年两次在香港会展中心的大拍，不能满足全部客人需求，2012年，我们在太古广场多拿出一层，1500平米，做了苏富比自己的艺术空间，在两季中间举行常规展览和销售，内容也不局限于传统板块，比如日本春宫画展览等。经过数年推动，2021年，我们的全球私洽销售总额已高达80亿港元。 除了上述在交易板块的推陈出新，谈到改革，我的另一个重要心得是：永远不要轻视年轻人，不论是客人还是员工。面对年轻员工，尽管他们没有太多经验，但是从响应速度、工作投入精力都是优势，而且他们对数码的认知深入很多，有他们的协助才能事半功倍，所以要多招募年轻员工。面对年轻客人，这一群体对拍品的需求已经发生变化，往往没有耐心，没有时间听故事看图录，对于滑板、球鞋、手袋、手表这些被上一代藏家轻视的艺术板块，年轻一代更感兴趣。

百达翡丽 型号2499

Gobbi Milano 发行，1957年制

成交价：60,265,000 港币

创百达翡丽型号2499的拍卖纪录

香港苏富比2022春拍

以苏富比2022年春拍为例，年轻的千禧一代，40岁以下藏家占竞投总人数的1/3，在新客户中占比超过一半，而手表、手袋和球鞋板块，40岁以下藏家占比超过40%。甚至更年轻的Z世代，30岁以下藏家，在当代艺术板块新客户里占比也达到1/3。此外，为了跟国内客群接轨，苏富比很早就开始推动微信公众号、小程序和直播业务，包括小红书，在我卸任前也建立官方了帐号。上个礼拜我们刚刚开通了抖音，未来还将进一步推动网络拍卖。

Q

很多年前，香港敏求精舍前主席葛师科先生曾告诉我，您是该社团活跃成员，对古代玉器也有着独到研究。当初是基于什么机缘进入这一顶尖藏家组织？在您看来，与这些老一辈传统藏家相比，与如今进入市场的年轻藏家一代，有哪些显著区别？

程寿康：我大概是敏求最穷的一个会员吧，也是收藏体量最小的会员。前辈们对我很关照，我参加社团活动，主要就是每个礼拜跟大家聚会说说笑话，每个月也会邀请不同领域的学者、专家来讲座。敏求很多会员都是收藏中国艺术门类，比如瓷器和书画。我读书时念的英文学校，但一直对中文和中国历史文化感兴趣，十几岁去伦敦大学修苏联和新中国法律。毕业后因工作缘故到北京，拿着270元外汇券，骑着凤凰自行车去古玩市场，去劲松地摊。我对中国玉器一直很痴迷，尤其是雕刻工艺，当时有幸认识敏求主席钟华培先生，他也是我收藏的领路人、启蒙老师。古人云君子玉不离身，玉有五德，仁、义、智、勇、洁，这也成为我多年不间断的精神追求。

谈到不同代际藏家的区别，其实也是拍卖从业人员的必修功课，因为我们要随时留意客人构成的转变。以苏富比为例，2006年，内地买家很多都是中国改革开放下海的第一批创业者，有做房地产的、矿产的，年纪相对较大，对中国的文化历史有着很深的感情，他们看到乾隆的玉玺和中国古代书画会毫不迟疑地买回。但最近七、八年，有钱的客人很多都是做科技企业、数码网络、PE（私募股权）的，很多都不超过50岁，很多都是在国外留学拿MBA学位的，他们往往比较西化，投资讲求回报，对经济了解，对数字敏感。另外，再以网络拍卖业务为例，我们收到的大多数投诉，大都来自年长的传统客人，他们不习惯使用电脑，喜欢亲自上手分辨作品真伪。相反，网拍从来没有收到过年轻买家的投诉，这也能从侧面说明两代藏家的差异。

巴布罗·毕加索《多拉玛尔》

成交价：169,420,000 港币

艺术家亚洲拍卖第二高纪录

香港苏富比2022春拍

最近几年，有能力的客人开始大量买入西方的艺术品，他们对中国艺术品类的兴趣在相对减弱，在他们眼里，西方大师油画和西方当代艺术属于投资安全和高回报的范畴——对应的，我们也调整了拍品的比例，目前高价作品基本都是西方，比如最近一次毕加索单品拍出近1.7亿港元，亚洲第二高价；布尔乔亚的蜘蛛拍出1.29亿港元，成为亚洲最高价雕塑。十五年前，我曾期待中国艺术品与西方艺术品有朝一日可以并肩，现在看来，只能留下很大的遗憾。

露易丝·布尔乔亚 《蜘蛛IV》

成交价：129,205,000 港币

亚洲拍卖最高价雕塑

Q

在进入艺术品行业前，您还有另一重身份，十年律师，十五年上市公司法律顾问，这样的职业经历，对拍行的管理有何优势？能否从“规范”的角度，给出您对内地艺术品市场的建议？

程寿康：苏富比看重我的律师背景，这个行业诱惑很多，有时为了迁就客人要求，很容易不小心就做了不规范的事情。这些年因为某些坚持，苏富比在拍卖业界多少有些显得不接地气，有几类情况我们常常碰到，首先是付款问题，有些内地客人买了东西后，有能力但拖欠付款，因为两地法律差异，造成追款不易。我一般采取在香港法院起诉，如果客人不答辩，在香港判决后，通过国内法院去执行，虽说有时找不到人，但这些有头有脸的人如果被曝光，他们以后也很难获得银行贷款。我走之前，追不到的款项，应该不超过1%吧。其次，有些客人觉得东西太贵，要求送到北京家里，以绕开海关税收，但我们都坚持不负责通关。

再次，客人要求佣金折扣，在我这里都是被拒绝的，我只能说，你委托时可以给折扣，但买家佣金不可能减少，因为这触碰了拍卖“价高者得”的根本原则。另外，不允许客人自己参与竞投，否则将列入黑名单。同时，员工参与拍卖也有很明确的规定，比如要参与，就要把自己出的价钱事先写出来，并且不能参加场内竞投，包括知道底价的也不能参与拍卖等等。在一个国际环境里运营，首先需要规范。当然，这样的坚持，难免会有藏家因为不理解而生气，但我坚信这种影响是短暂的，也并不认为这会上升到伤害民族情感的地步。我们是卖家的代言人，而非买家的代言人。事实证明，一旦有好的标的，客人还是会再次来竞拍。

Q

对于未来的中国内地艺术品拍卖行业，您有何期待？

程寿康：期待通过艺术品拍卖行业的推动，能提升整个国家的文化自信，不止内地，香港也一样。由衷希望在艺术品买卖之外，大家都能做一些艺术传播、艺术教育的工作，有能力时都能拿出空间来，做公共教育，艺术品拍卖不止是富人乐园，也要做好大众美育。

还有一个多年心愿，我希望有生之年，能够看到中国本土能诞生一家真正意义上的国际拍卖行，提升中国艺术品的国际话语权。

程寿康寄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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