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星“三人评”丨癌症患者被收20万咨询费，“天价律师费”不应成“智商税”

“癌症患者欲捐遗产10天被律所收20万咨询费”事件有了结果。据武汉市武昌区官方微博28日晚间消息，武昌区司法局已约谈良朋律所相关负责人、代理律师等，责令该所全面自查，及时整改，规范执业行为，加强律师教育管理。3月25日，律所退还了20万元代理费。

此前据媒体报道，湖北武汉一癌症晚期患者反映：考虑生命无多，打算卖房后捐给动物协会，咨询律师时，10天时间被律师“骗”走20万元“咨询费”。对方称，20万不贵，随便投诉。

癌症患者捐赠社会，本是好事一件，没想到却似乎被律师“摆了一道”。“20万元咨询费”究竟是否合理、公正、让人信服，官方的处置已给出了答案。但放诸更广义的视角，在律师费这一环，如何既让律所和律师“吃得饱”，也让普通老百姓“够得着”？在临终捐赠这一环，又该如何以善回应善？

归根结底，法律服务毕竟是一种合同行为，需要契约精神的支撑，行政手段的介入程度也终究有限。要从根本上解决此类问题，还是需要提高普通人的法律意识和社会事务的法治化水平。

“天价律师费”不应成为“智商税”

□郭小明（红星新闻特约评论员）

律师服务收费的标准，分为政府指导价和市场调节价，从国家法律和政策层面来说，也越来越倾向于市场化的调节机制。但任何市场，都必须以规范化为前提。

“10天被律所收20万咨询费”事件，一方面是法律服务个性化、专业化和高价值的体现；另一方面，也是由于信息不对称以及律所、律师收费不规范导致的。

按照规定，律师服务收费需要考虑的因素包括耗费的工作时间、法律事务的难易程度、委托人的承受能力、律师可能承担的风险和责任以及律师的社会信誉和工作水平等。

但每个个案的具体情况并不同，甚至千差万别，在综合计算服务费用的时候，必然存在差异，这就决定了法律服务不是一个标准化的工作，即便是实行政府指导价的收费项目，也会存在个案的区别。所以，屡屡被报道的“天价律师费”有其存在的现实基础。

但我们也要看到，现实中由于当事人对法律服务的认知程度不够，律师工作又带有一定的专业壁垒和神秘性，这给个别没有职业素养的律师和律所不规范收费，提供了一定空间。

随着律师服务收费制度的改革，市场化的趋势也越来越明显，光靠公开公平、自愿有偿、诚实信用的原则来要求律师自律，可能无法起到良好约束作用。更需要从对律师收费制度公示、收费过程透明、收费标准公开等进行监督，加大对价格违法和违规行为的处罚力度。国家层面也应加强法律服务基础建设和宣传，对于一些特殊群体、特殊事项，更有效地提供公益法律服务。

而归根结底，法律服务毕竟是一种合同行为，需要契约精神的支撑，行政手段的介入程度也终究有限。要从根本上解决此类问题，还是需要提高普通人的法律意识和社会事务的法治化水平。

从长远看需要进一步规范“市场调节价”，既让律所和律师“吃得饱”，也让普通老百姓“够得着”。

降低普通人的法律成本，才是大众的法治春天

□柳宇霆（法律学者）

10天收20万，高不高？在律师自己看来，不算高。但不是所有人都能当律师，多年学习法律、通过法律职业资格考试、持续执业“积攒经验”，从菜鸟到精英，每一步都是在交“学费”，如果体现在律师的服务收费上，就注定不会是“白菜价”。

↑ 资料图。图据IC photo

但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讲，这或许就是一个天价数字。据国家统计局有关数据，2020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2189元，平均下来每天还不到百元。反观该涉事律所，按照10天收20万来算，每天2万元，每小时近千元的咨询费，也可能是很多普通人无法承受之重。

一边是旺盛的法律服务需求，一边是居高不下的服务收费。有钱人固然可以享受高质量的法律服务，维护自身权益，可对于囊中羞涩的普罗大众，除了咬牙砸锅卖铁、“放血自救”外，恐怕就只有望而却步、一忍再忍了。这种尴尬的境况，显然与推进法治的初衷格格不入。

打破僵局，律所方面理应有所作为。《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明确规定，律师服务收费“遵循公开公平、自愿有偿、诚实信用的原则”，律师事务所“应当便民利民，加强内部管理，降低服务成本，为委托人提供方便优质的法律服务”。其实，远离“天价收费”，吸引更多公众，律所更易“财源广进”。

价格还得有个“天花板”。《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中载明，律师服务收费实行政府指导价和市场调节价，“政府指导价的基准价和浮动幅度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会同同级司法行政部门制定”，“实行市场调节的律师服务收费，由律师事务所与委托人协商确定”。而“协商确定”的数字，实际很可能超出了“委托人的承受能力”。

从长远看，还需要修订律师服务收费的相关办法，进一步规范“市场调节价”，既让律所和律师“吃得饱”，也让普通老百姓“够得着”。降低普通人的法律成本，让每个人都能从容维权，才是一个大众的法治春天。

悉心关怀每一个临终前捐赠的公民，关心他们的合法诉求，让他们如愿捐赠，让他们走得更安心，这是全社会都应努力的方向。

像善待器官捐赠者一样，善待临终捐赠者

□王石川（红星新闻特约评论员）

从现有的报道看，无从知晓这名癌症患者为何要将遗产捐给动物协会，从她此前的表述，“人让我有点绝望”，或可发现其中或有隐曲。撇开这个细节，一个值得剖析的现实命题是：当一个人告别尘世前将要捐款，应如何规避风险？如果碰到无良律师“挖坑”，该怎么办？

近些年，临终关怀深入人心，这种制度安排，可以让生命“走”得体面一些，有质量一些，也充满温情一些。显然，对于不久于人世的人来说，他们需要的不只是情感方面的关怀，还需要权利层面的呵护，比如法律援助。以临终捐赠为例，因为未能处理好遗产捐赠而引发的冲突时有发生，以至于捐赠人离开了这个世界，争端仍未平息。

在这个单身、老龄、独居时代不期而遇的今天，这些群体更需要法治层面的“救济”。一方面，他们在临终捐赠时有强烈“个性”，我的钱物我做主，这是他们的合法权益，应受到足够尊重。另一方面，他们往往缺乏专业的法律知识，乃至缺乏基本的捐赠认知，导致他们无法成功捐赠，或者捐非所愿。在这种背景中，单靠他们自我救济，难免埋下隐患。

故此，社会组织、公证机构和司法机关等都有责任帮助那些临终捐赠者。这种帮助，是以善回馈善。一般来说，那些临终捐赠者大都带有一定的公益性质，体现了公民回报社会的美好初衷。对这份热忱，有关部门应充分认可，并及时帮扶。这种帮扶应立足于两点，一是不折不扣地反应捐赠者的真实意愿，二是最大程度提供便利、减少障碍，让捐赠者的钱物抵达它们应该抵达的地方。

这种帮扶，可参照器官捐赠。揆诸媒体报道，人们经常看到每有人想捐赠器官，通常都会受到接纳，比如可到当地红十字会登记，也可由红十字会派人上门登记，其后的一些操作都较为规范，符合法治原则。基于此，对待公民临终前的财物捐赠，有关部门是不是也可照此办理？

临终关怀，关乎社会的文明程度，也见证当今之世的法治水平。悉心关怀每一个临终前捐赠的公民，关心他们的合法诉求，让他们如愿捐赠，让他们走得更安心，这是全社会都应努力的方向。

编辑 赵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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