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种职业，都有其创始人或曰“祖师爷”，如做老师的要去拜孔子，当木匠的要供奉鲁班，典狱官则把皋陶奉为狱神。至于律师或“辩士”的鼻祖，虽不是太明确，不过大家一般都认为是邓析，因为他是较早经营这项营生的。据记载，生活在春秋初期的邓析，和先秦时期的士人一样，招收门生，聚众讲学，只不过他讲解、传授的是法律方面的知识、诉讼方面的方法技巧，此外，他还帮助人们打官司，为人们解决纠纷出主意，而他在做这些事的时候都是收费的。《吕氏春秋·离谓》记载，邓析“与民之有狱者曰，大狱一衣，小狱襦袴，民之献衣襦袴而学讼者，不可胜数。”也即他按照案子的大小与复杂程度，分等解答问题并收取费用，大的案件收一件外衣，小的案子则收一条短裤。邓析所从事的这一职业，有着非常好的发展前景，但他最终的结局却不太好，“被戮”而死。
据史料记载，邓析是春秋时期郑国的大夫，在中国法制史上之所以能保有一席之地，是由于他曾私自制定过一部刑法，因为书写在竹简上，所以被称为“竹刑”。关于邓析之死有两种说法，一说是郑国的执政驷颛，因其“不受君命而私造刑法”，故“杀邓析而用其竹刑”，而驷颛也因此受到“君子”的批评，认为他的做法是错误的，如果有人做了对国家有利的事，就可以不惩罚他的邪恶，若采用了一个人的主张，就不应该惩罚这个人，那么，既运用了邓析的竹刑，却又杀了他，这说明驷颛不会“劝能”，不能鼓励贤能人士为国家出力。
另一种说法则是说邓析为子产所杀。子产在郑国任执政期间，对内对外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并“铸刑书于鼎，以为国之常法”，即通过公布成文法的方式来巩固改革成果。其中，子产公布成文法的举措，为人们研习法律和诉讼创造了条件，在民间也因此而出现了以帮助人们打官司的职业诉讼人，邓析即是其中之一。不过，邓析对子产的各种改革措施，总是持批评驳难的态度，对子产的刑书也多持否定意见，认为其不够好。而且，邓析在帮助民众解决纠纷时，还经常“操两可之说，设无穷之辞”，“以非为是，以是为非，是非无度，而可与不可日变。所欲胜因胜，所欲罪因罪。”颠倒是非，没有曲直对错界限，一日之间，在是与非、对与错之间变化不定，想要某人胜诉就找让其获胜的理由，想要治其罪则用使其入罪的说辞。
邓析这种“操两可之辞”的“做派”，还有确实的事例为证。据《吕氏春秋·审应篇·离谓》记载的一个故事，说洧水曾经发大水，郑国有一富家之人溺水而亡。有人打捞到了溺亡者的尸体，富人想要花钱赎回来，而打捞尸体者却要价甚高。富人去找邓析，邓析出主意让其不要着急，因为“人必莫之卖矣”，也就是说你是唯一的买主，这尸体不可能卖给别人。富人沉住气了，而捞尸体的这下却着急了，也去找邓析，邓析也让其不要着急，“此必无所更买矣”，富人不可能到别的地方去买尸体，只能在你这里买。在这个故事里，富人与得尸者本来是去找邓析解决这一纠纷的，但他却谁找他他就向着谁，不辨是非。史料未给出最后的答案，但从这些有限的记载来看，结果却是富人与得尸者非但未能解决纠纷，反而陷入了更大的僵局。邓析的做法，虽然“甚察而不惠，辨而无用，多事而寡功”，但却因“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众”，造成了“郑国大乱，民口讙哗”。子产对此很是担心，“于是杀邓析而戮之”。
若从职业伦理的角度看，讼师或律师应以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为最高准则，在现代社会，即便常人认为某罪犯十恶不赦，他的辩护律师也要为其找出各种减刑或免刑的理由，这是辨明是非、解决纠纷所不可缺少的环节。作为律师，接受原告的委托，自然要替原告说话；收了被告的律师费，当然要向着被告方，因此，从收谁的钱就为谁说话这一点来看，邓析的“所欲胜因胜，所欲罪因罪”并无不妥，只是他同时代理了如“富人”和“得尸者”这样的双方当事人，同时为双方出主意，那就不再是解决纷争，几乎变成了一个挑事、搅局之人了。
像邓析这种原被告通吃的情形，今天已不复存在。根据我国律师法的规定，不仅不允许同一律师代理同一案件的原被告双方，即便是在同一律所的律师，也不可以担任同一诉讼案件的原告、被告代理人，不可以担任同一刑事案件被告人的辩护人和被害人的代理人。律所要按规定，对委托事项进行利益冲突审查，其所指派的律师，不能同时或先后为有利益冲突的各方当事人担任代理人或提供相关法律服务，否则，律所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有了这些规定，律师也就不必因代理人的不同，而“是非无度，可与不可日变”了。（马建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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