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案件请律师到底有没“有用”，该不该花钱请律师辩护？

什么叫“有用”，取决于两个方面：第一，对“有用”的定义是什么；第二，你能为实现“有用”承担多大的成本？

围绕这两点，我们分别讲一讲。首先，什么是“有用”？

一个人被刑事立案后，他的家属自然是极度焦急。在他们看来，最直接的“有用”就是能把人救出，其次是能够办理取保候审，这也是“有用”；再者，若能争取到缓刑判决，也算是“有用”；就算是在原判刑期上有所减轻，比如原本预计判8年最后判了4年，这也可称为某种程度上的“有用”。凡能达到这种效果的，就是大众心中的“有用”。

如果抱着追求这种“有用”目标的心态来聘请律师辩护，我可以说大约80%的律师没用。

自1979年7月6日我国第一部刑事诉讼法颁布以来，至今已有数十年历程。我国刑事司法原则坚持打击犯罪与保护被告人权益并重。诚然，我们有时会在新闻报道中了解到类似聂树斌、张氏叔侄等刑事冤假错案，但这类冤案在现实中毕竟占极少数比例。

我国的刑事司法体系经过数十年建设，当前从警察队伍至检察官，再到刑事审判法官以及律师，大体上均接受过法学、侦查专业本科层次的标准学习训练。现今刑事侦查科学技术也在迅猛发展，指纹、DNA、人脸识别、声纹识别等技术使得认错或抓错人的可能性大大降低。

一个刑事案件从公安机关侦查取证，达到追诉标准后，案件会被移送到检察院，检察院再对案件进行复核审查，如有遗漏会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若未达到追诉标准，则检察院会做出不予起诉的决定。经检察院复核后，案件会被移送至人民法院审查起诉。人民法院会组成刑事审判庭对该案件进行审理。因此，当案件走到人民法院阶段时，实际上已历经至少三次深入调查，若仍存在明显的瑕疵或原则性问题，这种情况相对较少。

然而，事物并非绝对的非黑即白，其间总会存在灰色地带。期望公检法系统完全且充分地收集对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有利的证据和事实，在现阶段尚显过于理想化。因为在现实司法实践中，公检法部门更侧重于追究刑事责任和打击犯罪，在询问被告、被害人、证人以及收集证据的过程中，往往倾向于获取有利于追究刑事责任的证据。

现实刑事司法环境中，对犯罪嫌疑人有利的证据调查不足，这恰恰是律师发挥作用之处，亦是我们可以努力的方向。例如，对主犯从犯划分是否清晰、犯罪金额认定是否恰当、是否主动进行了谅解调解、是否存在自首立功情节、证据是否充分、证据不足时如何要求法院遵循疑罪从无、疑罪从轻原则等，这些问题在公检法主导的背景下，辩护律师都可以积极主动地有所作为。

法律追求的是公平公正，不应将其视为私器，不能因犯罪嫌疑人是亲属朋友就认为应设法“捞出”，并且心安理得。

我从事律师行业20余载，遇到亲戚或朋友找我辩护时，他们会说：“李律师，你能不能帮我把他捞出来或者争取判个缓刑？”对此，我会不客气地告诉，要端正心态，如果犯了事且事实确凿，那就应当承担刑法上的责任，并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只有对自己的行为负责的人，才能真正成长起来；单纯“捞出来”并非好的结果，或许这次只是小偷小摸、小打小闹，一旦轻易脱罪，下次可能会演变为抢劫持刀伤人。

对待不熟悉的委托人，我或许会表达得更为委婉，但对于亲戚朋友，我一定会明确立场，认为该受的惩罚应当承担，这是一个人成长为真正意义上的人所必须经历的考验。

我们辩护律师在接手案件后，应如履薄冰般兢兢业业地全面核实卷宗材料，耐心听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辩解和陈述，在全面了解案情的基础上，依据事实和法律规定，要求公检法系统全面采纳对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有利的情节和证据，力求作出兼顾教育与惩罚的刑事判决，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给予相对较轻的刑罚。

在这个原则上，刑事辩护律师是会有巨大的作用。我常常用这样一个比喻：刑事辩护律师就像是你的私人保镖，像是桥梁上的护栏。大多数人并不需要保镖亲自为自己挡子弹或拳脚，也不需要护栏防止自己跌落桥下。但这并不能否定保镖和护栏存在的价值。正因为有保镖和护栏的存在，才帮你规避了潜在风险；正如辩护律师的存在，在侦查阶段、审查起诉阶段发现问题，对公安机关和检察院形成制约，在法院判决前提出法律辩护意见，从而影响对被告有利的判决。

讲到这里，你可能还会问，律师辩护究竟有没“有用”？到底该不该请律师辩护？

接下来我们要探讨第二个问题，给出答案：你有多少经济承受能力？为了实现“有用”，付出巨大的经济成本显然不是一个好结果，因为每个人的经济能力不同，每个家庭对同一件事情的重视程度也会不同。到底该不该请律师辩护？是个性化的选择。

我中肯地建议，如果在不影响你正常生活的情况下，你可以承担这笔律师费，那么建议你及时聘请律师尽早介入。然而，若你经济能力有限，确实存在经济困难，且涉及的犯罪罪名不重、罪行不严重，可能仅面临一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判决，那么我认为不必聘请律师是可以的；因为在这种相对轻微的案情，法院大概率不会额外加重刑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