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形婚族：一边渴望安全，一边制造危险

为了应对社会和家庭的种种压力，一些人选择了形婚。但是，形婚真的能成为他们的避风港吗？

文 | 焦晓辉

所谓形婚，是一种只有形式没有实质内容的互助婚姻，夫妻双方的人格和生理保持独立，不承担家庭责任，不履行婚姻义务。以往一提起形婚，人们就会联想起男同和女同。其实在当下，有很多性向正常的人因为种种原因也加入到形婚族里，甚至催生了“形婚中介”这一职业。

性向正常的他们，为什么还要选择形婚？形婚，真的能让他们获得一种安全的两性关系吗？

有猫有事业，就不需要男人了

金雁今年34岁，长相甜美，优秀能干。她对记者说：“我不是女同，只是不想结婚而已，因为我真的不需要男人。”

12年前，金雁大学毕业后远离家乡宁波，到深圳开了一家云吞店。经过多年的努力打拼，迄今已经开了5家连锁店，生意做得红红火火。她把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投入到这份事业之中。经人介绍也谈过几次恋爱，都以分手告终。

金雁从来不觉得寂寞孤单，因为有猫相伴。她觉得爱猫欢欢比男人更懂得她。心情低落时，欢欢会围着她转圈圈，叫唤着蹭她裤腿，逗她开心；把欢欢抱在怀里，听着它“咕噜噜”的呼噜声，金雁就觉得很幸福。欢欢呆萌、可爱、听话、好养，她甚至觉得，养了欢欢，就不用结婚、生孩子了，因为欢欢就是自己的孩子，很享受这种一人一猫简单又快乐的单身生活。金雁说：“我喜欢养猫。相比于人，猫咪更让我安心和放松，它会给我最简单的陪伴和毫无理由的信任，绝不会有背叛和伤害。”

然而，金雁的父母一直催她结婚，30多岁的女儿不结婚成了他们的心病。因为怕邻居笑话，他们甚至不愿意和邻居聊天。父母号召亲朋好友给金雁介绍对象，也经常去各个公园的相亲角，为的就是能给女儿物色到一位适婚对象。

2019年5月，金雁母亲忽然给她打来电话，说老伴重病住院，生命垂危。金雁连夜赶回去，却发现父亲好端端地坐在家里看电视。金雁气得夺门而出，母亲抱住金雁，哭着说：“你能理解父母的心情吗？我们欺骗你是不对，骗你回来，无非是让你相亲，万一这次你一见钟情呢？”

金雁有些害怕了，“这次是装病，以后他们会不会为了逼我结婚，伤害自己的身体呢？”为了避免父母做出极端行为，她告诉他们，自己有男朋友了，已经在谈婚论嫁。因为两个人不在一个城市，谈的异地恋，担心感情有变故，所以才一直没告诉父母。

“十一”国庆期间，金雁和“男友”阿安回宁波举行了一场热热闹闹的婚礼。金雁的父母如释重负，捧着女儿的结婚证和婚纱照，高兴地左看右看。他们不知道的是，女儿和女婿的婚姻是形婚。

阿安是金雁的多年好友，有过一段伤心的情史。他曾经爱上一个美丽优雅的女孩，以为对方是自己的女神，还向她求了婚。没想到对方不仅喜欢约炮，还把性病传染给了他。在身心受到重创后，阿安出现了严重的洁癖，恐惧发生亲密行为，并且成为一个不婚主义者。

金雁向阿安提出形婚的想法后，同样承受父母催婚之苦的他当即答应了。两个人约定：婚后依旧在各自的城市生活，逢年过节一起回去看望双方父母，互相配合，演好“儿媳”和“女婿”的角色。

但是形婚能长久吗？金雁说：“我们谈过将来的话题。如果父母又催生孩子，我们就领养一个，抚养费双方各出一半。双方没感情，就无所谓伤害不伤害。这样生活没有负担，让自己自由快乐，让父母放心，同时也成全别人，有什么不好呢？”

金雁告诉记者，像她和阿安这样的形婚族还有很多。随后，记者加入了一个800人的不婚族QQ群。“卧底”了一个月左右，发现群里至少有200人因父母催婚而被迫形婚。他们打着异地夫妻的名义，在自己的城市里继续做单身贵族。对于这些年轻人来说，结婚、生子象征着一种平庸而无趣的生活。

纽约大学社会学教授艾里克·克里南伯格在《单身社会》中说：“无论是选择成为一个花花公子，还是做一个妇女解放式的女性，或者只是保持单身、追求个人幸福，都具有压倒性的重要性。”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男女平等观念的深入人心，越来越多的女人具有独立的生活能力，既不期望通过婚姻获得一张长期饭票，也不甘心让自己沦为生育工具。她们更需要男人懂得爱，懂得珍视，有一颗温暖的真心。同时，很多年轻男性也拒绝承担传宗接代的繁衍责任，认为与其结婚柴米油盐，还不如抓紧时间拼事业，做自由与奋斗同在的单身贵族。

另据我国民政部数据，仅2019年上半年，中国就有193万对夫妻离婚，相当于每天有1万多对夫妻离婚。如此高的离婚率，也致使很多单身青年不再相信通过婚姻能够获得幸福。为了给父母一个“交代”，不想结婚的他们便选择了形婚。

未婚妈妈：为了生育保险金无奈形婚

李莉是一位未婚妈妈，在上海一家大公司任企划总监。2016年7月，40岁的她和男友分手后，发现自己意外怀孕。犹豫再三，李莉决定生下孩子，因为如果找不到合适的男人结婚，有个孩子这辈子也就有了寄托。

但产假结束后，李莉去社保申领生育保险被拒，因为缺少街道颁发的准生证。李莉返回街道补办准生证又被拒，因为缺少结婚证。无奈的她分别把社保和街道告上了法庭。理由是：我国《婚姻法》第十九条规定，非婚生子女享有与婚生子女同等权利，人社局和街道侵犯了她和孩子的合法权益。

“既然法律没有明确规定未婚生育不合法，也没有明确规定未婚妈妈不能申领生育保险，那么，政府部门就应当采取‘法无禁止即为可以’的有利于未婚妈妈的原则，保护我们的合法权益。”可官司打了两年，一审二审均以败诉告终。

郁闷的她，把自己的经历发在了网上，得到了不少网友的安慰。一个叫“萍水”的女网友给她出主意：“形婚吧。找个人领本结婚证，拿到生育保险金后再离婚。”直到此时，李莉才第一次听说“形婚”。不久，萍水把她拉进一个700多人的未婚妈妈QQ群里。

群里的未婚妈妈来自全国各地，大多数是因感情不顺、意外怀孕生子。因为共同的境遇，大家彼此惺惺相惜，无话不谈。

很快，李莉得知：群里姐妹都像自己一样，无法领到生育保险金。有些人为了生计，在产假期间还要去摆夜摊赚钱。此时，她们唯一的收入来源就是“带薪休假6个月+产费全报”的生育保险金了。为了拿到这笔补贴，群里很多未婚妈妈都形婚过或者正准备形婚。

更让李莉吃惊的是，萍水竟然是一个形婚中介。萍水对她说：“我也是未婚妈妈，将心比心，我更能了解未婚妈妈的心情和痛点。所以3年前，我慢慢摸索做了形婚中介。群里至少有400个姐妹的形婚，是我一手操办的。你要是信任我，我给你做全套。全套包括找配合对象、签署婚前协议、婚前财产公证、三方债务免责、陪双方去领结婚证。你申领完生育保险金，我再确保你们干干净净离婚。我按时收费，全套用时一星期，1万元；用时半个月1.8万元。这笔费用除了我的跑腿费，还包括配合方的有偿服务费。”1万元费用虽然不少，但对于高收入的未婚妈妈来说还是值得的，如果形婚，李莉能拿到8万元的生育保险金。

之后，李莉私聊过群里的几个未婚妈妈，她们居然都很感激萍水。说多亏萍水帮忙张罗，她们才顺利拿到了生育保险金，度过了人生中最难的那一关。但思索再三，李莉还是放弃了形婚的打算，继续向上海高院提出再审申请，请求法院依法发放自己的生育保险金。

2019年11月26日，李莉收到了上海高院的听证通知书，她和被告前往高院进行了庭前听证。目前，李莉还在等待裁定结果。

在李莉看来，维权不再是为了自己，更重要的是为未婚妈妈群体主张公平。如果自己的坚持到底，能推进司法部门对生育政策的完善和修订，能让未婚妈妈不需要通过形婚便可享有和已婚妈妈同等的生育待遇，那自己就是在做公益。

采访中，李莉说：“这些年，我忍受了太多别人异样的眼光，也一直在怀疑和懊恼，选择做未婚妈妈，是否本来就是一个错误？可不是每个人的婚恋都一帆风顺。随着年龄的递增，我们这个群体真的太渴望做妈妈，有个自己的孩子。未婚妈妈这一人生选择，让我们受到诸多道德上的羞辱、政策上的惩罚和经济上的困苦。如果不是情非得已，群里的未婚妈妈们不会走进形婚中介机构的灰色交易市场，也不会违背内心弄虚作假……”

你想形婚获利，别人也在算计你

无论初衷是什么，人们加入形婚族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认为这种约法三章的互助婚姻让他们感觉安全。那么，形婚真的安全吗？

程波的父母是中国改革开放后第一代下海经商的商人，家族有亿万资产。作为富二代，青睐他的女孩不计其数。可是，32岁的程波从没谈过恋爱，他有一个无法言说的隐痛—他是一名性功能障碍者，求医多年没有起色，因此排斥婚姻。

2018年9月，程父忽然开了一个家庭会议，说：“这几年，我的健康状况一直在走下坡路，我准备下个月退休。所以，公司近期要开董事会，重新分配股权。参考其他公司股权分配制度，未婚子女的股权配置会少于已婚子女，股权配置高的也自然会升任为公司的总经理。我希望你们兄弟二人继续同心协力，把公司经营得更上一层楼。”

父亲临时决定退休，让程波措手不及。就目前情形看，基本可以确定已婚的哥哥既可多得股份，又能稳坐总经理交椅。可是凭工作能力，他自认并不比哥哥差，程波心有不甘。

此时，程波的铁哥们儿给他出主意：“我帮你找个女人结婚，等股东大会结束后你们就离婚，也许事情会有转机。”程波没多想，当即点头说“好”。几天后，在和对方签署了婚前协议、财产公证后，程波和一个叫“刘彦”的女人去民政局领了结婚证。形婚后，局面果真出现了反转，经过董事会的再三讨论合议，程波最终当选为公司总经理，股权也和哥哥平级。

一切尘埃落定后，程波去找刘彦办理离婚手续，刘彦却说：“我们领了结婚证就是合法夫妻，我坚决不离婚。”程波生气地说：“婚前讲好，我们是形式婚姻，有婚前协议和财产公证，上面写得清清楚楚，婚后财产归各自所有，婚前婚后所产生的债务、医疗费、赡养费和抚养费等，均由各自承担……”

刘彦“哈哈”一笑：“但你忘了，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协议，只要夫妻关系存续一天，你就要付给我每天500元的配合报酬。”

程波答应给刘彦6000元报酬，另外再给她2万元，希望她当天能跟他把婚干干净净离掉。可一直加价到8万元，刘彦依旧不答应离婚。无奈的程波，只好以诉讼方式起诉离婚。因刘彦不答应离婚，法院没有判离；6个月之后，程波第二次起诉离婚，法院最终判离。从领结婚证到离婚，前前后后经历了8个多月，程波也因此付出了15万元的高昂报酬费。

记者采访了负责这起案件的南京法德东恒律师事务所的许乃义律师。他介绍，类似于程波这种因形婚引起的经济纠纷案，他每年都会代理两三起。

许律师告诉记者，对于形婚双方，很可能会遇到其中一方不同意离婚的风险。特别是一方家财富裕，另一方很有可能觊觎对方的财产，想方设法不离婚或提出高离婚条件，以谋求经济利益。

（除许乃义律师外，文中人物皆为化名）

编后：

形婚族的问题在于为了应对社会和家庭压力，把婚姻工具化，以为结婚证不过是一张纸，只要提前做好约定，彼此就没有瓜葛。其实，从登记结婚的那一刻起，他们之间必然要产生法律关系。形婚不是避风港，而是会制造危险的两性关系，后患无穷。另外，人毕竟是一种社会动物，需要稳定的社会关系系统的支持，尤其是夫妻关系。事业、宠物和孩子再好，都不能代替一个有温度的伴侣。形婚族或许能暂时逃避压力、获取现实利益，但如果长年形婚，势必会让自己缺少安全感和归属感，甚至影响身心健康。

其实当今社会，人们的价值观和幸福观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每个人都有自主选择生活的权利。如果社会能够更加尊重差异，相关法律更加完善，父母更愿意放手，或许有些人就不必选择形婚，去弄虚作假、钻法律的漏洞；或许有些人就可以多一份勇敢和信任，进入真实的婚姻中体会另一种人生风景，让人生的历程更加完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