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忆长篇小说欣赏

王安忆的传奇在于其从文革时期的初中生到复旦教授、国家一级作家破茧成蝶的转变，更在于张爱玲之后以独特的叙事风格书写大上海沧桑巨变的智慧与勇气，曾经十里洋场的上海，成就了张爱玲的《传奇》；当代繁华时尚的都市，孕育着王安忆的文学华章。城市喧嚣的质地里，有多少故事湮没于时间的长河里？又有多少人生况味隐匿在古旧的街巷中？挖掘它们，要有坚韧的精神更要有生活的积累、智慧的探寻，显然，王安忆是个智者，她有在上海的弄堂里穿梭的童年记忆，有文革时青涩少年的切身感悟，有知青插队的亲身经历，更有回城后对上海的深度观察与思考。王安忆尝试的第一个长篇小说是《六九届初中生》，当时的王安忆已经在文坛崭露头角，发表多篇中短篇小说，其中《流逝》获得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很显然，《六九届初中生》具有一定的自传体特质，小说写了一个69届初中生雯雯对生活的经历和体验：从公私合营、反右派、大跃进、三年自然灾害，一直到“文革”结束。在小女生雯雯的眼里，许多东西都是懵懵懂懂、不可思议的。小学毕业该上初中的她，却遇到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一天课也没上成，便上山下乡到了农村。在经历了乡下插队的艰苦磨练之后，几经曲折她又奋斗进小县城当了售货员。在知青回城的大潮中，她费尽周折终于回到了久别的大上海。然而大上海早已不是她童年眼中的上海了，错过读书年龄的她，考大学考不取，理想的工作轮不到她，她只有在街道的小生产组里去压铁皮瓶盖，下班后给正读大学的姐姐看孩子。雯雯忽然发现，她的青春不知在什么时候已经悄悄溜走了，而自己却一无所能，历史仿佛跟自己开了一个大大的玩笑。于是，雯雯伤心了，常常会无缘无故地流泪、发脾气。像一条迷失了方向的船，她在生活的海洋中已找不到自己的位置了。

《黄河故道人》是王安忆的第二部长篇。它写黄河故道边的一个小城里，一个音乐青年的生活和奋斗故事。这是作者王安忆有意从个人情感的狭隘圈子走向更广阔博大的世界，体验更复杂纷繁的心态世界的结果。小说在叙述地方文工团工作的主人公三林的生活、爱情、事业追求外，还试图向读者讲述黄河边的人情世态，以及刻画出由家人、朋友、同事等各色人等共同组成的社会生活的整体图景。小说的叙事基本采用碎片化的结构，河南信阳的表姑投奔而来、琴宝和有妇之夫的恋情、剧团《洪湖赤卫队》的排练以及惨淡的演出、二林结婚前对大立柜的憧憬、针对顾老师的”漫画事件″等构成了小说的总体框架。总体而言，这部作品出版后反应平淡，所以在王安忆的作品中并不占重要地位。

《流水三十章》用三十个章节描写了一个上海普通女孩从出生到三十岁的生命轨迹，在时代浪潮的裹挟下，张达玲的人生经历自然不可避免有着时代的印记，上学时遇到文革时期的停课与复课，虽然都贴上了”闹革命”的标签，但对这一代人心灵的影响却是深远的，同样，她也被卷入上山下乡的洪流，同哥哥一起去了金刚嘴，但她得不到哥哥丝毫的关心与保护，在生活的态度上她是平和的，有一种与世无争的心境，在知青有工作分配的指标时，她把机会让给了哥哥，外公想把住房让给她时她却让给了小弟，大弟在父母的亭子间结婚，她和父母合住在外间里，无怨无悔。这部作品虽说是作者早期的作品，无疑已经形成了其独特的叙事风格，波澜不惊中，上海弄堂里的世俗庸常尽收眼底、乡村的日常琐碎渐次呈现。小说描写人物内心世界微妙变化上颇见功力，张达玲和陈茂之间的情感萌动作者这样写道:”大革命轰轰烈烈进行的时候，一个男生与一个女生，终于接上了信号，那只是一点无法燎原的火光，忽明忽暗，生生灭灭。那大战般的革命已经将他们包围，而他们的内部却也正生起一场革命般的大战，作着响亮的内应，生生要将他们夹扁、挤垮、毁灭。这是两重的围剿，这是里应外合的围剿”。又如回城后在街道工厂张达铃和皇甫秋的情感波澜，张达铃对电工和医生的主动出击，皇甫秋洞若观火，他经受着暗恋的煎熬，他主动示好却遭张达玲的冷遇，当张达玲遭遇挫折回过头去找皇甫秋时，他已远走高飞。在王安忆的作品中，似乎很少有圆满的结局，这可能也是一种悲剧美的体现。

《纪实与虚构》是一部读后仍有再读一遍欲望的小说，这也是作者把其独特的叙事语言发挥得淋漓尽致的作品，小说通过交叉叙事的方式，分别进行母系寻根的漫长演绎和个人的成长史的纪实书写。母系寻根中以零星的史料为蓝本，虚构为主，作家个人成长史虽有虚构成分却以纪实为主。作家通过穿越漫长的时间隧道，以神奇的笔触描绘了漠北荒原祖先木骨闾艰难创业的过程，柔然民族在地粟袁、匹候跋时得到发展，在社仑统治时达到巅峰，后在北魏拓跋氏的攻击日渐式微。成吉思汗统治时，祖先成为其隶属的部落，后终因随乃颜叛乱而成为堕民流落到如家溇，茹敦和与茹棻父子成为茹氏家族的荣耀，而曾外祖父的经商智慧以及曾外祖母在贫困饥饿时的挣扎成为家族刻骨铭心的记忆。作家个人的成长史倾注了作家更多的真实感受，其中幼年的记忆，文革纪事以及文学创作的历程富有特色，《雨，沙沙沙》《骄傲的皮匠》等作品创作背景的叙事显示作家独特的艺术智慧。

《米尼》是接近中篇容量的长篇，其特点在于情节的跌宕起伏扣人心弦。女性的堕落经历在王安忆的小说中很少涉及，情欲与淫荡的情节书写并非作者谋求小说看点的手段，在文字间我们看到更多是作家对女主人公深切的同情。在缺乏父母关爱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米尼，表面上看似热情实则极度缺乏安全感，她渴望获得依靠，认识阿康后觉得遇到了救命稻草，盲目地执着于阿康，即便经历了多次背叛，仍然沉溺其中无法自拔，与阿康离婚后仍与之苟且是她堕落的开始，与平头的交往以及之后的卖淫经历使其坠落万劫不复的深渊。因此，若要涉渡欲望的舟楫，终极的作用力在人性本身，我们需要获取生命本身向上牵引的力量——用强大的精神主体抵御欲望的诱惑，用无限的灵魂光辉消逝欲望沉沦的阴霾从而弥补人生的罅隙。

《长恨歌》是王安忆的一个写作高峰，小说以细腻的笔调叙述了上海普通市民王琦瑶坎坷⼀⽣的命运，王琦瑶的形象也蕴含了王安忆对上海这座城市的记忆。王安忆把⼏个不同的历史时代作为⼩说的写作背景，凭着她对上海的熟稔以及对上海⼥性⼼理状态的细致把握，勾勒出⼀个曾经上海⼩姐的普通人生轨迹，小说以⼀个⼥性的眼光，以⼀颗耐得住寂寞，经得起沉浮的平凡上海人的⼼态去看上海，去探索上海这座城市的精神。作者有着对⽣命和美的独特审美视角，在作品中反复描述在光与暗的转换中永恒流逝的时间，带有某种虚⽆的东西，使⽂本透出⼀种如烟的尘世感，这也奠定了⼩说的感情基调，并借王琦瑶的⼀⽣表现出⾃⼰对这座城市过去的怀旧，对⾃⼰精神的寻根。王安忆在开篇就花费了⼤量的笔墨描写了上海的弄堂、流⾔、闺阁、鸽⼦，⼀起组成了上海城市形象的美丽画⾯，寓意就是为了说明作品中⼈物命运的曲折起伏与上海街道、上海⽓氛、上海的精神相关，尤其上海城市的历史变迁深深影响了王琦瑶的⼀⽣。小说中男性人物的⾃私、懦弱、猥琐、虚伪使主人公的⼈⽣经历变得坎坷曲折。作者在这部⼩说中否定了⼥性幻想靠男性、依赖爱情来改变命运的观念。

《富萍》讲述了扬州乡下女孩富萍在大城市上海的生活中寻找自我，选择自主生活的经历。小说以富萍的生活摹画出一系列经受种种漂泊的磨砺与艰辛，对城市充满向往的人物形象，从而勾勒出上海社会底层民众琐碎、细腻、平实的生活画卷。《富萍》有着一以贯之的中心人物和情节线索，但读完整部作品，你会发现这似乎不是作者最为关心的东西。女主人公富萍个人的内心世界，她心理的发展历程，似乎不是作者殚精竭虑的焦点，王安忆更想展现的是文革浩劫前夕上海安谧、沉滞的日常生活。作者着力表现的不只是富萍的生活经历，而是流水般的日常生活中的众生相。毋庸置疑，随着情节的演进，富萍这一形象的轮廓渐渐变得清晰可辩，她在沉默寡言的外表背后潜藏着的坚韧执拗的性格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值得玩味的是，这部小说着力刻画的绝不仅仅是富萍一个人，围绕在她四周的那些人物，李天华的奶奶，吕凤仙、戚师傅，孙达亮、后来成了富萍丈夫的残疾青年等，与富萍相比，同样光彩照人，同样栩栩如生。他们组成了上海弄堂和棚户区的群像图。一些更为次要的人物尽管没有多少个人化的标记，但他们一同加入到这风俗化的群像图中，他们的气息、姿态萦回在你眼前。

《桃之夭夭》是一部女性主义小说,它在讴歌中国平凡女性美好的心地、坚韧的生命力的同时,更把批判的矛头指向已经在中国世俗社会根深蒂固的诸如禁欲、中庸、虚伪、男尊女卑等传统文化思想里的病毒。笑明明一直向往富有浪漫色彩的情感生活，破落子弟郁子涵对她的痴情，使她不计较现实的利益许身于他，最终为这个轻浮的丈夫付出惨重的代价，铸成终生无法逃脱的悲剧命运。与丈夫离婚后，她独自承担了抚育儿女的重任，后来又生了私生女，取名郁晓秋。在郁晓秋艰难的人生道路上，一直蒙受着各种各样的摧残与凌辱。母亲从来没有向她表示过一丝亲近与温柔。在这个犹如冰窖的家庭中，她的哥哥与姐姐始终待她如陌生人。当她还只是个天真烂漫的儿童时，一旦在街上出现，便立即引起街坊邻居的窃窃私语。尽管她以身轻如燕的精彩体操表演征服了女孩的心，然而同伴们看她依然是低下的，拒绝与她交往。读中学时，学校组织腰鼓队，她作为腰鼓队的指挥，手举两面大镲，成为极重要的角色。不久，工宣队在腰鼓队的整顿管理中，便把郁晓秋清洗出去。甚至在筹划庆祝建国周年的游行时，她与几名有不良行为记录的学生一同被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文革时期，她积极组织文艺宣传队，不仅在舞台上展示出舞蹈才华，而且在日常生活中，她乐意为大家支使。即使这样，她还是遭到人们的冷遇与厌恶。郁晓秋一直生活在这种令人难堪的舆论氛围里，随着年龄渐大与阅历的增长，她才能逐渐体会到那些包藏的恶毒与卑劣，这种陈腐的道德观念最终扼杀了她与恋人的爱情。她与何民伟曾经在下乡劳动的困苦日子结下深厚友谊。即便如此，何民伟还是遵循世俗的眼光，以决绝的姿态结束与郁晓秋的恋情。尽管如此，在彻底摊牌时，她也没有难为对方，更没有以发生关系来威胁曾经相爱的人。当姐姐因难产去世后，面对姐姐留下的孩子，她担起了照顾的重担。她与姐夫本没有爱情，后来之所以接替姐姐位置，一是来自女人天生的母性，使她不忍离开姐姐的孩子，二则是看到姐夫对姐姐的爱。正是人的真情打动了郁晓秋，使她不惜牺牲个人，做出终身的决定。面对接踵而至的苦难，郁晓秋都以沉稳的心态承受下来，出人意料地走出了一条艰难却纯净的人生道路，在与苦难的抗争中领略世态。

在《上种红菱下种藕》中,王安忆将笔触投向偏居一隅的江南小镇,伴随少女成长的是传统文化在现代文明发展中的逐步沦丧。少女秧宝是以外来者的身份介入这个小镇的,与之相关的一头是乡土文化的代表,一头是商品经济的弄潮儿。通过少女秧宝的成长经历,小说展现了当下变动之中的复杂的社会文明景观。“溇”作为江南水乡细微的生态单元，多少年来一直维持着和谐平衡的美，“上种红菱下种藕”是其一道独特的景观，然而在现代文明的冲击下，它似乎显得不堪一击，因为它太小了，几乎没有力量去承受污染、变更甚至舍弃所带来的外在压力。小说最后一段的描写基本代表了作者的心境：“可它真是小啊，小得经不起世事变迁。如今单是垃圾就可埋了它，莫说是泥石流般的水泥了。眼看着它被挤歪了形状，半埋半露。它小得叫人心疼。现在，它已经在秧宝宝的背后，越来越远。它的腥臭烘热的气息逐渐淡薄，稀疏，以至消失。”

《遍地枭雄》是王安忆对过去叙事对象及叙事方式试图突破的一种尝试，韩燕来是一位来自上海郊区贫穷的年轻人，来到上海干起了出租车司机的职业。在一个圣诞节的晚上，在被出租车司机视为最能赚钱的晚上，韩燕来也开始忙碌起来，后来有三个年轻男子上了他的车，由此改变了他的命运。这三个人原来是以抢劫倒卖汽车为生，他们劫持了韩燕来。在他被劫持的前期，他总是想要逃跑，但韩燕来在于他们度过一段亡命生涯的期间，与他们越来越投契，当抢匪准备放了他时，他居然很不愿意离开。韩燕来和他们三人一起过上了劫持司机然后卖车的道路。最后，当他们三人放松警惕，并希望可以一辈子快活地生活下去时，却峰回路转，一切如同黄粱一梦，自然无法逃脱法律的制裁。

《天香》讲述了刺绣工艺“天香园绣”的故事。天香园绣起自闵女儿的民间家庭，经过小绸、希昭等申家女性的化俗为雅，走向精致的高峰，最终在申家落败后，刺绣由申家女儿蕙兰带入民间，化雅为俗，莲开遍地，迎来它自有的轮回。小说通过一个家族的兴衰，一门技艺的源流，一座城池的变迁，呈现申氏家族的变迁，溯源“天香园绣”的前世今生，从而弘扬光辉灿烂的物质文化传统，演绎禅道传统文化意蕴，谱写传统人性的赞歌。作者承续了十九世纪以来的上海叙事传统,并以自己的长篇写作造就了当代上海叙事的诗学高峰,形成了自己独到的风格,在文化姿态上通过器物书写呈现出浓厚的隐退意识;在情感形态上,提供热烈与决绝等极致化的情感类型,也收放自如地展示出人性深处的丰富复杂;在结构视角上,则采用个体刻画与群像展示结合的手法,既完成了人物性格的典型化,也通过人物形象将上海叙事伸展到了时代背景深处。以上美学特色使得《天香》兼具诗性与史性,成为王安忆本人的、也是近现代都市书写传统中上海叙事的成熟之作、巅峰之作。

《启蒙时代》，有着上海地域特色的文革叙事，作者试图表现的却是那个时代都市弄堂里的细碎与日常，而恰恰在这些波澜不惊里，我们感悟到时代的洪流对人的思想移默化的影响。一群干部家庭的子女，他们的思想承载着对社会对自己美好未来的想象里，人却蜷缩在“小老大”的沙龙里，徜徉在大字报的海洋里，骑着自行车穿行在灰暗、躁乱的大街上，在“诗”一般疯狂中挣扎，试图颠覆传统人生中道德的质朴，却又无法塑造那新的模式。他们用青年甚至少年的目光看世界，看生活，眼神迷蒙中带有天真和老成参半的焦虑、幻觉、不解与反抗。整部小说没有绝对的主角，小兔子、南昌、陈卓然、小老大、舒娅、舒拉、珠珠、嘉宝、丁宜男、敏敏、何向明等大多是“沙龙”成员，但也不全是，叙事过程也没有一个整体的故事脉络，穿插的故事也是分散的，前后没有必然的联系，这可能是作家所体现的有别于他人的特殊之处。

《匿名》起始于一桩绑架案，退休的教师在一家公司上班，被误认为是跑路的老板“吴宝宝”遭到绑架，在经历了黑道劫持、审讯、困居之后，精神逐渐崩溃、迷乱，被绑匪之一的哑子抛弃在了一个叫做“林窟”的原始洪荒中。与此同时，匿名者远在上海的家人因为他离奇的失踪开始抽丝剥茧般的找寻，错综复杂的线索让人在迷宫里兜圈，真相变得扑朔迷离。在小说脉络的设置上，王安忆自觉选择了一种难度，这种难度在于她没有把故事往类型小说上靠拢，悬疑的火焰在小说开头倏忽一闪就熄灭了，也看不到鲁滨逊荒岛求生般的情节，而是把叙事核心指向匿名者的精神领域，以隐喻、象征的笔法对“日常材料”展开描写，衬托出人物心灵史的异变。这无疑是对作者自我文学经验的巨大挑战，而故事性的弱化和诗性语言的雕琢，给读者阅读也构成了难度。“林窟”是匿名者失忆后面对的第一个隐喻之地。这个上世纪70年代位于三县交界处的民间集贸地，随着经济开放而荒弃，被隔绝于文明世界之外。在这里，匿名者像初生婴儿般打量世界，和山间的鸟兽呼喊应答，向自然索取食物，在原始蒙昧的天地中艰难求生。象征文明的盘山公路、隐匿的农业社会痕迹、机能不全的山中奇人、文字和语言的进化都变为作者隐喻的材料，筑造出新的美学世界。小说下半部重点描摹了一群畸零人的生活图景。这些人物或多或少都有着缺陷：哑子不能言，二点是一个智障，小先心患有先天性心脏病，鹏飞则是弱视和白化病患者，正是这些粗粝的、充满烟火气的小人物，构架起大山深处丰满厚润的世情。作者用静穆庄重的语言展现他们之间相濡以沫、不离不弃的温暖力量。在他们的指引下，匿名者渐渐拾起遗落的文明碎片，向着正常的社会秩序靠近。小说自觉远离了那些“主流人物”，诚如王安忆所言，“这个世界是为所有人创造的，所谓残缺、边缘，是一种偏见。即便在闭塞深崖中，陌生人间也不乏流淌的诗意”。从“林窟”、“野骨”、“柴皮”、“五尺”到“青莲碗窑”，文明的侵蚀令故乡遭遇毁灭，城镇变迁生出浓郁的乡愁，成为小说的另一种隐喻。哑子、二点、麻和尚、鹏飞等神秘人物看似来历不明，命运背后都隐藏着一段无根的乡愁。名字只是他们的一个代号，作为正常社会体系之外的“除不尽的余数”，他们无一不处在“匿名”的状态，被放逐于文明世界的边缘，变成人类繁衍进化和退化的象征。这是对小说题目的哲学定义，也是对人类发展的巨大嘲讽和警示。最后，匿名者的身份得以确认，在他即将和家人团聚时一脚踏空落水而亡。这个结局令人唏嘘不已，却也是一种必然。从文明到蛮荒，再从蛮荒回归文明，匿名者走出了一个循环的圆圈。小说的核心是为了求证人物能否在二次进化的历程中生存下来，是对“我们是否认识自己”、“我们来自何处去向何方”的一种哲学思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匿名者能否上岸已经没有任何意义。《匿名》之特别在于，它对叙述视野的择取，对抽象事物的美学开掘，对各种隐喻的极致运用，都彰显出王安忆在这部作品上进行文学实验的用心。在阅读过程中，我感受到了强烈的诗歌魅力，或是一种散文化倾向。但绵密丰富的隐喻、象征书写，使得作品比诗歌厚重，比一般小说灵峭。把小说写成诗歌，体现了王安忆重建小说诗学传统的文化自觉，但也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弊端，例如过多的诗性书写容易削弱小说叙述的节奏感和多样性，对琐屑物象的冗繁表述也影响了文本的整体气象。

《考工记》讲述了老宅子弟陈书玉孤寂、跌宕的人生。作者以细腻的笔触，人物沉浮与老建筑的存亡紧密相连，描绘了时代的起落更迭促使陈书玉个人的成长与嬗变，演绎了一段低回慢转的上海故事。抗战后期，世家子弟陈书玉回到位于上海南市的祖宅“煮书亭”。陈家三代同堂，人口众多，但亲情淡薄。他爱好交友，与花花公子朱朱、律师世家的奚子、开木器行的大虞等四人被戏称为：西厢四小开。此前，就是在奚子的刻意诱导下，陈书玉与奚子的“弟弟”结伴，一路掩护着几位神秘人前往重庆。日后，也是因为与“弟弟”的渊源，他才得以多次规避风险，平安度日。抗战结束，“西厢四小开”已分崩离析，只有陈书玉还留在上海。解放后，凭借着“弟弟”的推荐信，大学工科肄业的陈书玉应聘成为一名小学老师。这是他第一份正式工作，此后也成为他终身的事业。随着祖父母的离世，亲人的搬离，老宅只剩下他一人。细想几位朋友的命运。再看看自己所住的这座清代大宅。他变得患得患失，总担心哪一天灾难降临。这种巨大的心理负担时刻压迫着他，以至于他抱持独身主义。遍地烽火起，他惧怕火苗烧到自己头上。他谨小慎微，主动把房子出让给街道办瓶盖厂，而他则躲在老宅一方小天地里过自己隐士般的、旷日持久的孤寂生活。他和老宅相伴相生，一起接受修复和改造，如此延宕六十年，前后经历多次考验。当年的世家子弟已变为一个普通的退休教师。而年少时一起流连欢场的四小开，反而在几十年的相互扶持中成为终生挚友。退休的陈书玉因触动心事，想修葺祖宅。他递报告申诉，愿将祖宅上缴国家，请国家修葺。大虞也对修祖宅很感兴趣，他本是木匠，跃跃欲试。为证明祖宅的价值，他查询了很多地方志，拼凑着自己的家族史。一天，老李受奚子之托来看祖宅，觉得可以修葺。陈书玉兴致勃勃、收拾和找木料，但老李派遣的人却表示，程序上明确的所有权证明有问题。陈书玉劳师动众地写信给各地的堂兄弟求助，但他们要求分房子。事情无限期延宕下来，亲戚都觉得陈书玉没用。老李的任期此时也快要结束。这一年年末，大虞去世。陈书玉非常难过。修房子的计划于是作罢，祖宅越发破败。2000年的时候，老李允诺的文物牌子落下来，祖宅被列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但维修仍然遥遥无期。在一片高楼大厦中，老宅好像一个盆地的锅底，随时会倾塌。

《一把刀，千个字》是王安忆的第十五部长篇，”一把刀”，杀鱼斩骨，是名厨安身立命的根本；”千个字”，表达的是一种意境，月映竹影衬托出诗意，也折射出岁月深处的苍凉。纽约法拉盛公寓里逼仄的生存空间与上海虹口弄堂亭子间蛰居的生活，虽然有某种相似之处，现实中却代表着陈诚在两个时代的两种生活方式，陈诚的故事似乎波澜不惊，但手起刀落、炒锅翻飞，我们看到的是竹影婆娑中沉甸甸的一生。这部作品展现地域间舌尖上美味的同时，更开洞出另外一番融汇了天地与自然体悟的精妙世界，展现个人命运与抉择，也呈现了多重视角与评述体系下的民间记忆。小说下半部关于陈诚母亲的叙事基本是暗线的存在，她的经历同张志新烈士有所相似，但作者刻意在其出生时间、工作地与被害的场所都加以区别，显然，陈诚母亲的形象是特殊时期明辨是非刚烈女性干部的一个缩影。小说中另外三位女性也颇具个性，一个是嬢嬢，特殊年代陈诚被送到上海寄居于嬢嬢处度日，由于他无法上学，孤僻的嬢嬢给了他文化的开蒙和谋生的本事，嬢嬢去世，陈诚回沪奔丧，睹物思人，抚今追昔，少年时的谜团不解自开，唯有感概无法言说；一个是姐姐，从小练就敢说敢为的性格，后保送大学公费留学自费博士，留在美国打拼，西方文化的浸润无疑对她的人生选择产生影响；另一个是活泼开朗的师蓓蓓，陈诚与她在上海弄堂相识，虽比陈诚年长几岁，但也积累了少年情谊，机缘巧合，多年之后她也到美国寻找机会，由于陈诚姐姐尖刻，她不愿寄居姐姐住处，而是选择住在陈诚的斗室，于是一段姻缘从此开启，偶而姐姐带美国男友过来，两位同龄女性又少不了言语上的较量。另外开启陈诚厨师生涯的两位师傅的描写也富有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