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不用过来看我了。”——金融犯罪案件辩护律师办案随笔

“你们不用过来看我了。”

——金融犯罪案件辩护律师办案随笔

张王宏:广强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金融犯罪案件辩护律师暨金融犯罪辩护与研究中心主任

“你们不用过来看我了。”——金融犯罪案件辩护律师办案随笔

听到邓建国罹患癌症的消息,赶紧跑了趟深圳。

早上6点多起床,晚上6点又赶回广州。结果,人没见上。

看守所说,昨天已做了手术。手术成功,人的情绪也稳定,但人在医院,医生认为,还不适合会见。

看守所说,他们也在和医院沟通。下周一律师可以再联系,如果医院同意,就可以安排会见。

会见,是个专用名词,特指刑事律师去羁押场所见自己的当事人。会见的内容,包括了解案情、解释法律、沟通家人与当事人之间的情况。有经验的律师,还会舒缓当事人的心情,给予心理上的抚慰与精神上的开导。

但这次过去,人没见上。

离开看守所后,我就不停地想起上次会见时,邓建国那句话:

“你们不用来看我了。”

律师的到来,是被羁押者的福音。见到律师,于很多人,简直像过年一样。所以很多时候,会遇到当事人拖着时间都要多聊几句,就是不想律师走。

对比之下,邓建国真是太另类了。

也是邓建国的这句话,将他在我的脑海中刻画出来,形成与其他的男男女女,都不一样的形象。

上次见邓建国时,是快过年了。那次,是我和周峰剑律师一起去的。后来,春运开始,疫情防控骤然紧张,会见也收紧了,我还真就一直没去。

这回过来,是看守所先打的电话,告诉我们:邓建国已确诊为肠癌,经其本人同意,下午做手术。

“你们不用过来看我了。”——金融犯罪案件辩护律师办案随笔

邓建国的案子,是去年春运后,疫情紧张时,家属找的我们,在会见这件事儿上,疫情一直有些影响。

其中有一次,因为周律师预约的,居然不让我会见。我还和门口的看管保安吵了一架。过后,整个广东的会见系统,增加了一个功能:律师再预约会见,可添加同行人员。

邓建国,没官没职,但快六十岁的人,祖祖辈辈住在村里,为人诚恳踏实,所以,在村民中间也有些声望。前几年,村里改选,他带头反对世袭村官指定的人选,原因是这些人在之前的征地拆迁时损害了村民利益,结果,邓建国反对的人没选上。

动了人家的“奶酪”,结果,原本是2010年征地时,整个村子里都执行的赔偿方案,在几年后偏偏查出邓建国一个人属于诈骗,中间,还说他曾给负责征地的人行贿,两罪并罚,判了十四年。

家属原以为,就是村民之间闹矛盾,案子走到法院,也就象征性地惩戒一下。直到一审结果出来,才慌了神,放弃了原来的律师,跑到广州,来找“省城的金牙大状”。

会见邓建国,开头都是视频。接连三、四次,留在我心中的,都是一个壮实的形象,和占满整个屏幕的脸上,一双执着的眼睛。

包括5月份,收到市中院发回重审的裁定,邓建国满脸的喜悦,和一连串“谢谢你们”的声音,都是在狭小的视频会见室里,通过磁光电的传输,在屏幕传递的。

直到7月份,形势渐缓,看守场所开放了现场会见,这才见到,站在我面前的邓建国,是个典型的广东人:

矮矮的个头,只有约一米六。瘦瘦的脸庞,剃个光头。短裤短袖之下,露着早年农村生活留下的细而壮实的腿脚和胳膊。白白的皮肤,可见站在城市化的风口,深圳村民也过上了优沃的生活。

邓建国给人印象最深的,是始终轻轻内绷着的嘴唇。说话时是微绷着的,笑的时候是微绷着的。其实很多时候,他都是小心地笑着,一字一句地说话,像极了小学生回答问题时认真的样子。

现在想起来,邓建国就是一个没有文化艰苦谋生的底层人士。他的样子,形成于长年累月的自我克制,为了生存,不得不武装到嘴唇,时时刻刻都需要努力,最终塑造了他的外在。

5月见面那次,邓建国特别高兴,因为原判14年的案子,找到我们后发回重审了。

在里面关久了的人,他们的心情是外人难理解的。见到我们时,是上诉结果出来已过几天。这喜悦的消息,想必也陪伴邓建国度过了数个不眠之夜,但再见律师,他除了脸上的喜悦,就是嘴上的感谢,整个人仍然乐得像朵花似的。

他的嘴巴仍是绷着,瞪的大大的眼睛,布着些血丝,通过屏幕,吃力地看过来。

后来的日子,沉闷而冗长。

一审原法院重新立案、律师递交委托材料和法律意见、退回补充侦查、第二次补充侦查…不觉恍然竟是一年。

知道律师见不上丈夫时,邓建国的老婆,在看守所的门外,已经等了一个多钟头了。

邓妻是带着结婚证来的,原以为,人病得这么严重了,自己能见上一面,所有需要的材料,她都准备好了。

回去的一路上,从她的嘴里,我们才知道了更多关于邓建国的事情。

邓妻说,邓建国的家族里,没听说有人得过这个病。他进去之前,也没有因为肠子上的问题去过医院。

邓妻有些自责,又像在自言自语,又像在说给我们听。

她说,上次律师会见,帮邓建国带话出来,说家人没事也不用写信了。所以她一直都没怎么写信。原来是一月写两次信的,这一个月都没写了。

前不久,有同仓出来的人,给她讲,哪怕是外面最稀松平常的事情,里面的人看了,都是开心的不得了的。

宁可割舍自己哪怕是一星半点的开心,也不愿添一点点的麻烦给他人。哪怕,这个人是自己几十年朝夕相处的老婆。

连写封信,都怕给妻子带来负担,还有比这样更小心的人吗?

但是,让妻子少写一封信,于羁押之下的邓建国,或许觉得是自己仅有的,能作出的对妻子的疼爱的表达。

我突然觉得,在被羁押三年多的时间里,在有冤屈的情况下,这样的小心、谨慎、所有压力都自己背,或许正是邓建国突发癌症的原因。

一路上,邓妻又讲出了一些情况。她说,邓建国平时脾气很不好,很火暴。所以,出了这事,她之前曾想,关在里面,也能收收他的性子。

回想起来,邓建国的暴脾气,我是一点没有察觉到的。但这样一个生活中的暴脾气,身陷囹圄之后,可能也悔恨自己曾经的火暴,给妻子的伤害吧。可是,却没有任何可以补救,那就让她少写信吧!

据说,邓建国当时是肚子痛的不行,向管教提出后才就医的。

邓妻说:“他一定是痛得受不了了才提出来的。”

邓妻同样没啥文化。

我甚至觉得,她和邓建国有些夫妻相,两人讲话,都是拿眼睛认真地看着你,字都是急急地蹦出来的,却都是些家长里短的表达。

她说,原来她不敢写信举报,怕人家报复,但一审结果出来后,她傻了:都快六十岁的人了,判十多年,还能不能出来都不知道。

家里人埋怨她,她也想明白了。举报信发了一封又一封。信访办年前打电话,让她不要再搞事情。她说,你们把我老公判的这么重,我砸锅卖铁都要告下去。

一路上,看着外面的街景,和我们说话时,邓妻仿佛是说给她老公听:上次写信过去,告诉他,现在村里的路,只怕他出来都不认识了。进去三年了,原来村里的地都给征了,新起的都是商业盘,原来的景全都变了。

午饭间,说着话,邓妻有几次红了眼圈。她说,这次邓建国突然生病,家里人砸锅卖铁都要给他治好了。

可是,这么匆忙就把手术都做了…

离开看守所后,我和周峰剑律师,又去了法院、检察院。递上了律师的取保申请、羁押必要性审查申请、家属的取保申请。还通过电话,向法官反映了情况,又当面嘱咐法官助理,一定要把情况详细和法官说清楚。

晚上六点刚过,出地铁站时,我接了一个深圳的电话。是检察院收到了我们的材料后,问我们有没有什么证据材料,可以证明邓建国的身体情况。

我把原委说了一遍。告诉对方:医院的资料,需要看守所去沟通,因为手术是看守所安排的,所以证据资料也在看守所那边。

收了电话,走在马路上,身边是呼啸而过的公交车,晚间的风吹来,4月的广州街头,收获的是满满的凉意。

这一天的奔波中,我也曾无数次想起,2018年的10月16日,常州的史美兰,经过反复交涉,在审查起诉阶段,成功走出了看守所。同样,是因为身体原因。

此刻,面对扑面而来灯火通明的美丽夜景,以曾经的成功作后盾,心中坚信,持续的努力和精准的沟通结合,一定要让不愿给这个世界一点点打扰的邓建国,尽快回归自由。

“你们不用过来看我了。”——金融犯罪案件辩护律师办案随笔

(文中情节俱为真实,人物姓为真实,名为虚构。更多关联案例可参阅《赢辩 ——金融犯罪案件无罪辩护律师手记(三)》《非吸超1亿法院轻判3年为什么?》《坚持无罪!发回重审!》)

编辑:冰虫子 校审:烧汤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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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提菩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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