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愚人

一

老年科沈豪护士长郑重其事地对我说：12楼病区的郑家修老人，或许你可以为他记录点什么。

沈护士长是一位深得病人信任与喜欢的、知性的感性的医护工作者，她在做好日常护理的时候，总是与老人们唠唠家常，会静下心来做倾听者，听他们叙述人生的过往。这种难能可贵的职业素养，让我感受到沈豪护士长的善良和大爱。

其实听老人回忆往事，也属于口述历史。普通人的市井故事，映射出的是时代的缩影，比如郑老先生的故事。

二

在这之前，我是见过郑老先生的，不过他并不认识我，我们没有说过话。

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1979年的夏天，那年嘉兴电大有个英语班在解放路中学开班，郑老师是学校里管电视机的，当年电视机是个贵重物品，有电视机的单位还不多，一般都锁在柜子里，专人保管。

每当上课前15分钟，郑老师会准时出现，他掏出钥匙，打开电视机的箱子。调好上课的频道，然后会转过头问学生：音量行不？听得清吗？

我再次见到他的时候，是1995年7月26日，这一天，嘉兴有一桩轰动全国的金融股票案件开庭，检察长亲自担任公诉人。

作为警示教育，各金融系统派出员工集体旁听，中山路上的法庭大厅座无虚席。起诉书认定五名被告利用职务便利，单独或共同挪用公款1.89亿元进行炒股活动。公诉人义正词严，铿锵有力，辩护人依法作刑辨，环环相扣，不依不饶。而担任被告辩护人的正是郑家修律师。

在学校做了20年总务后勤工作的郑老师，后来怎么成了一名律师，郑老师的人生是有故事的。

郑家修的父亲郑静山，清朝御医的弟子

三

如果不是时事的造就，不是机缘巧合，郑家修应该是从医的。

郑家世代从医，他的父亲郑静山，是清代御医的弟子，1925年在小镇头上开设中西医联合诊所，他的叔叔郑培根1946年获得南京那边颁发的高级中医证书。

直到现在，郑家祖孙三代都在从医。

郑家修的叔叔郑培根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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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新中国成立，16岁的郑家修正在上中学。那时候新政权缺乏知识青年，缺少人才，同学们被新中国的崭新面貌所感染，他们勤奋学习，要求进步，怀抱满腔热血，一心想报效国家。

经过清理阶级队伍，剔除了那些革命动机不纯、加入过反动团体的人，经层层挑选，嘉兴培养了一支政治上可靠的学生干部队伍。

1951年郑家修参加了浙江省干部学校的土改培训班，随后加入公安队伍，抽调到新篁区土改工作队，协助农村土改。

后来又参加了省高院司法干部培训，转岗到县法院工作，从书记员、审判员、一直做到审判委员会委员。就这样，顺着历史的车轮，他走上了从政的道路。

四

如果没有那场反右运动，郑家修的人生或许也就是这样顺风顺水了。

然而人生没有如果。1958年，反右运动接近了尾声，有人写了揭发信，反映他右倾问题，其中罪状之一，是在土改的时候有一个原本应该评上地主成份的人，错评为富农，后来这个富农作为漏网地主，又被重新评为地主成份，并执行逮捕。

作为审判员，郑家修经过审理，最终判他无罪释放。后来有人说他是阶级立场问题，也有人说他善良，救了一个人、一个家庭，他纠正说道：不，这个人本来就无罪！

反映揭发他人，是对运动的态度问题，在运动中，大家都拿起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主动查找自己的问题，虚心接受批评教育，实在说不上来，吹毛求疵也行，捕风捉影也有。

起初以为是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按现在的做法，叫做“洗洗澡，红红脸，出身汗”而已，可是哪里知道会揪住不放的，哪里知道最终定性会那么严厉，没有经历40年前历次运动的人，真不知道什么叫革命的暴风骤雨，什么叫运动的厉害。

组织上对郑家修最终做出从轻处分：既不反动，也不右派，撤职降级、调离法院，下放农村，与右派们一起劳动。

那年嘉兴在编的律师一共有5人，其中有3人定为右派。

真所谓倒霉起来喝口凉水也渗牙。1959年的某一天，单位派人专门把处分决定书送到家里，此时尽管郑家修心里是憋屈、委屈的，但是他还是热情招呼送信的人，与他寒暄，仿佛送来的不是处分书，而是表扬信。

当他客气地把来人送出家门、送到马路上，挥手说再见，再回到家里想拆信的时候，这封性命攸关的信已经被撕得粉碎，他那未满周岁的儿子竟然把桌子上的这份处分决定书当成废纸，撕了粉碎，他都还没有看过内容。

撕毁组织上的文件，这个举动可是大逆不道、可以上岗上线的，属于抗拒组织教育。可是说出去谁会相信是小孩撕的？弄得不好，还要罪加一等。于是他选择默不作声。

一周以后，他就被送去参加劳动了。

从农村劳动回城，他被分配在小学里当老师，先后在建设小学，少年路小学，中山路小学，回民小学，南湖中心小学，解放中学工作，哪里缺人手就调到哪里去补缺顶岗，先是当班主任，后来主动要求做总务，他觉得当后勤更能发挥他的作用，他也确实做得很好，无论采购物品还是保管器材，一丝不苟。

人们都知道他是个称职的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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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虽然没有评为右派，可是他心里的结一直难以释怀，一直在申诉，申诉的内容他自己都说不清楚，因为不知道处分书上的“罪行”到底有哪些。他只是认为自己不是坏人，没有犯错误。

那个年代的人，把政治清白看得比生命重要。

他的最后一封申诉信是在解放中学寄出的。那一年是1979年，全国正在拨乱反正，纠正冤假错案，空气中弥漫着春天的气息。

1979年全国律师制度恢复重建，作为最早的律师，郑家修有了重出江湖的机会，开始为嘉兴恢复律师制度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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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4月，喜从天降，他的申诉也终于有了结果，组织上为他平反了，撤销原来的处分。

他记忆犹新，1980年4月的某一天，他正在杭州参加全省律师工作会议，解放中学收到了平反的信函，老师们看到了都很激动，为他高兴，尽快要把好消息告诉他，当天就派人把通知送到杭州会场。

这一天终于等到了。夺不回的是青春，能够夺回的是政治生命。

时隔20年之后，郑家修知道了揭发他的人是谁，揭发信里写的是什么内容。他选择原谅了他，他与揭发他的人并无恩怨，所有不愉快的经历，就让他过去吧，能够平反已是最大的心愿。

来不及去感叹，一切朝前看，他投入了新的工作，当时有句时髦的话:把失去的时间夺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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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落实政策的时候，郑老师可以回到法院队伍，但是他选择了律师的职业，选择了司法局。当年律师是司法局的公职人员，与现在不同。

跌宕的人生经历让他有着切身感受，他对法制充满希望，对律师充满着期待。他像失散多年的孩子找到了回家的路。一身轻松，回到了从前，一切从头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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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老师在律师的岗位上特别痛快地工作了31年。

这几十年，他始终走在法律服务的最前沿，恪守职业道德，努力以自身的力量将法律的温情投入到需要帮助的当事人身上，一往无前、无所顾忌，深得当事人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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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雨兼程一辈子，郑老师如今已经悄悄地淡出了人们的视野，但是他们那一代前辈律师以丰富的实践经历为后来者积累了经验，为营造我们这座城市的法制氛围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郑老师的跌宕人生故事是值得讲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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