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典》第1165条释义 【过错责任原则】

，对原《侵权责任法》第6条规定作出重要调整，即将广义的侵权责任承担方式整体纳入总则编“民事责任”章第179条规定中，而将侵权责任编改造为以“损害赔偿”责任为基本责任形式和核心内容的狭义侵权责任制度的规定，并据此将损害结果要件规定在过错责任原则的一般条款中，从逻辑和体例上完善了侵权责任归责原则的规定，最终体现为本条规定。

三、条文解读

　　本条是关于一般侵权责任归责原则的规定。本条规定具有三项基本功能：一是确立一般侵权责任的归责原则；二是作为过错侵权责任和过错推定责任的一般条款；三是作为一般侵权的请求权基础。但第2款规定不具备请求权基础的功能。

　　（一）一般侵权责任的过错归责原则

　　1.关于归责原则

是指以何种归责事由作为侵权责任承担依据的法律价值准则。

将何种归责事由在立法上确认为责任承担的依据，体现立法者的法律价值判断，成为确定侵权人承担侵权赔偿责任的一般准则。

　　2.关于二元归责原则体系

　　立法者依据价值判断将一定的归责事由确认为民事主体承担侵权责任的依据，就构成特定国家、特定时代侵权责任的归责原则。在人类社会早期，往往直接依据造成损害结果的客观原因确定责任归属，而形成所谓结果责任（或“客观责任”），只要行为人的行为或其管领的物件客观上导致了损害结果的发生，无论其主观上有无过错，均应承担侵权责任。公元前275年古罗马帝国的《阿奎利亚法》首次规定了侵权归责的过错责任原则，并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被视为是民法学上的自明之理。过错责任原则也成为大陆法系各国立法普遍确认的侵权责任的基本归责原则。随着近代社会工业技术进步和生产力的发展，产品致害、环境污染、危险作业、高速运输工具等对人类造成的损害呈几何级数增加，传统的过错归责原则使受害人在寻求司法救济时处于极端不利的地位，因为高度的工业化和复杂的科学技术往往使受害人陷于信息、资讯、知识、能力严重不对称的低端，难以对侵权人的过错举证，发生侵权诉讼时往往因举证不能而败诉。立法为平衡侵权人与被侵权人双方的利益，基于分配正义的立法思想在侵权责任归责原则中引入无过错责任原则，适用于特殊的侵权行为类型如产品责任、环境污染责任、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高度危险责任中，实现了对侵权责任法律关系中当事人双方利益的再平衡。同时，在一般侵权责任的过错归责原则中，引入过错推定，将举证责任倒置：即对建筑物和物件致人损害等情形，法律上直接推定行为人有过错，行为人不能证明其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从而实现了对举证能力薄弱的被侵权人与侵权人利益的再平衡。

　　3.关于一般侵权责任的归责原则

　　根据本条规定，一般侵权责任的归责原则为过错责任原则。

　　过错责任原则，是以过错作为价值判断标准，判断行为人对其造成的损害应否承担赔偿责任的归责原则。根据这一原则，除法律有特别规定（如产品责任、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环境污染责任和生态破坏责任、高度危险责任等）外，民事主体只有因过错（故意或者过失）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情形，才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没有过错，则不承担责任。

　　第一，伦理基础。在道德观念上，确认个人就自己的过错行为所导致的损害应负赔偿责任，符合正义理念；反之，如果行为非出于过错，行为人已尽必要之注意义务，在道德上无可非议，自不应负侵权责任。

　　第二，价值基础。在社会价值上，侵权法必须协调“个人自由”与“社会安全”两个价值，过错责任乃最能达成此项任务的归责原则。因为个人如果已尽其注意，即得免负侵权责任，则自由不受束缚，聪明才智可得发挥。人人尽其注意，一般损害亦可避免，社会安全亦足以维护。

　　第三，人文基础。过错责任体现人的尊严，肯定人的自由，承认个人抉择、区别是非的能力，个人基于自由意思决定从事某种行为而造成损害的，因其具有过失，法律予以制裁，使其负赔偿责任，最足以表现对个人尊严的尊重。

　　上述几个方面，与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倡导的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在精神上是高度契合的。我国侵权责任法律制度确立过错责任原则为侵权责任的一般归责原则，具有如下意义：

　　第一，行为规范意义。它告诫所有的民事主体在从事社会活动时，都要尽到必要的注意义务，尊重他人的权益，避免造成他人的权益损害。任何因疏忽、忽视造成他人权益损害的行为，都要承担相应的损害赔偿责任，由此使所有的民事主体在社会生活中知所遵循。

　　通过上述两个方面的作用最终达到法治教育和社会治理的良好效果。

因此，一般侵权责任在类型上具有广泛性、开放性的特征。由此，过错责任原则也成为民事主体在社会生活中应当遵循的基本行为规范，具有广泛的适用性。

　　（二）侵权责任的一般条款

　　1.什么是侵权责任的一般条款

。一般条款是侵权责任认定在立法技术上的进步，使侵权认定从基于个别诉因的具体侵权的要件构成，上升为抽象、概括的普遍适用的要件构成，理论上认为其具有开放性、包容性，能够与时俱进，可以涵摄一切侵权类型；故逻辑上凡是符合一般条款规定的全部要件之行为，应被认定为侵权行为。19世纪初期的《法国民法典》建立在整个侵权法可以溯源至一个统一的基本原则这样一种观念的基础之上，基本上是以过错责任原则为一元归责原则，故其第1382条和第1383条所代表的过错责任一般条款模式，一度被认为符合上述“全面的一般条款”模式。

　　2.关于一般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

　　一般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如下：

　　关于违法性，理论上有“客观不法”与“主观不法”的区分，主观不法即指过错，客观不法则指客观发生的事实（侵害行为或结果）与法律规范或法律秩序矛盾对立的状态。侵权构成要件意义上的违法性系指“客观不法”。

　　对于违法性要件，理论和实务中存在“结果违法”与“行为违法”两种不同的主张。

　　结果违法说认为，只要加害行为导致法律所保护的权利或利益遭受侵害发生损害结果，即推定行为具有违法性，此即所谓“权益侵害征引不法”。在权益遭受侵害的情形，除非存在违法阻却事由，原则上应认定加害行为具有违法性。

，抗辩理由即是将产品投入流通的行为不具有违法性。对权利边界模糊、外延不清晰，容易发生权利冲突之框架性权利或者开放性权利如“隐私权”“个人信息”等遭受侵害，通常要进行利益衡量以确定是否具有违法性，不能单纯依据权益侵害结果认定违法性。

第三，行为违法是指行为违反法律规范与违反一般社会注意义务，与客观化认定的过错要件即注意义务的违反容易相互混淆，导致“违法性推定有责性”，即违法性要件吸收过错要件的结果，从而削弱了对一般侵权行为主观可非难性和可归责性的判断。结果违法能较清晰地区分违法性要件与过错要件。第四，行使正当防卫和紧急避险的权利，不以行为违法为必要，而以结果违法为前提。

　　违法性“二元论”判断标准又叫“折中说”，其特征是区分直接权益侵害和间接权益侵害，直接权益侵害，是指加害行为直接造成权益损害结果，如交通事故致人死亡、重伤，由于行为人负有“结果避免义务”，故其行为违法与结果违法是相互结合的，权益侵害征引不法，即以结果不法作为违法性判断标准。间接权益侵害是指行为人的行为开启了危险，从而导致了直接侵害行为的发生。如厂家将生产的汽车投入市场进行销售，买受人运行中因车辆瑕疵发生交通事故造成第三人伤亡。对厂家的行为是否具有违法性，就不能单纯根据第三人权益被侵害的结果来判断，而须根据厂家是否违反危险避免义务，将有缺陷的车辆投入市场流通的行为来判断其违法性，即采行为违法标准。

　　在审判实践中，违法性判断通常会根据被侵害权益的具体属性而分别适用不同的判断标准：

　　第一，直接侵害法律规定的绝对权，如生命、身体、所有权等具有显著的社会公开性和合理清晰的权益外延的情形，权益侵害即推定不法。

　　第二，违反保护性法律规范，造成被侵权人权益损害的情形，因行为违法而具有侵权责任的违法性要件构成。如用人单位违反《工伤保险条例》参险义务规定未参加工伤保险，导致工伤职工不能享受工伤保险待遇造成损失的情形，其行为违法。

　　第三，对法律明确规定的民事权利或者民事利益以外的其他民事利益造成损害，行为人系基于故意或者重大过失且违反公序良俗造成损害结果的，可综合权益损害、公序良俗违反和利益衡量的因素认定违法性。

　　第四，对行使权益发生权益冲突造成损害的情形，应综合评价权益的价值与优先顺位（如人格权原则上优先于财产权）、自由与安全的均衡等因素进行利益衡量，确定行为是否具有违法性。

，以因应草案规定中的“损害”概念。“大损害”是与原《侵权责任法》第15条规定的八种侵权责任方式相一致的损害，是权益遭受侵害的抽象意义上的损害，并不要求有损害结果；“中损害”是与赔偿损失、返还原物和恢复原状相一致的损害，是具有权能缺失、实体损毁等具体损害形态的损害，要求有损害结果；“小损害”是与损害赔偿（最多包括恢复原状）相一致的损害，不仅要有损害结果，而且该损害结果通常是需要以金钱计量并予以填补的损害。由于原《侵权责任法》要维持广义侵权责任大而全、无所不包的状况，采取中损害、小损害的概念都将与上述几种责任形式不相匹配，故实际上只能确认“大损害”的概念。而所谓“大损害”，乃是一个笼统抽象的权益侵害概念，具体到上述八种责任形式之所谓“损害”，相互之间有着本质的不同。例如：“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并不要求有现实损害，与此三种责任形式所对应的侵权，实际上是“即发侵权”；“返还财产”所指损害是指侵权人非法侵占导致被侵权人财产权行使的障碍，通常并无财产实体的损害，故亦不同于“恢复原状”“赔偿损失”之生理机能、物理结构以及使用功能等实体上的“损害”，这几种损害都与“既发侵权”相对应。原《侵权责任法》为了避免上述不同性质的“损害”与第6条第1款的“损害”概念发生冲突，立法机关在最后通过的草案文本中删除了“损害”字样，于是就造成原《侵权责任法》第6条第1款规定的过错责任原则没有“损害”要件；原《侵权责任法》第7条无过错责任的规定，基于同样理由也删除了“损害”要件。

　　《民法典》侵权责任编在第1165条第1款规定了“过错责任原则”，该条作为侵权责任编的核心条款，也规范了一般侵权的构成要件：“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作为对原《侵权责任法》第6条规定缺陷的重要修正，本条在一般侵权构成要件中明确了“损害”要件，将“即发侵权”从本条规定的侵权内涵和外延中作了区分，单列为第1167条。同时第1166关于无过错责任原则的规定也明确了“损害”要件；因此，第1165条和第1166条规定中所称“侵权责任”，就是与造成损害结果相当的侵权责任，其核心就是“损害赔偿”。

“组织说”系针对侵害财产权利造成财产损失提出，其客观损害系指财产损毁，本身可以客观估定其价值。但对于侵犯人身权利所致生命、身体、健康之人格所受伤害，无法客观估定其价值。因此，在人身损害赔偿领域里，因生命、身体、健康遭受损害，其第一位的损害即人格本身所受损害（肉体痛苦与精神痛苦），系“非财产上损害”，只能诉诸精神损害赔偿；对因人身受侵害所引起的第二位损害，即因支出医疗费、护理费、丧葬费以及收入损失等财产利益损害，则可依据“利益说”衡量其价值而予以赔偿。

　　按照“利益说”，“财产损害”又可以分为“积极损害”和“消极损害”。积极损害指现有财产之积极的减少，亦称之为“所受损害”；“消极损害”指应得财产消极的不增加，亦称之为“所失利益”。原则上，积极损害与消极损害，如果具有法益相关性，应属法律上的损害，具有可赔偿性。

。此种间接损害与前述分类中的“消极损害”或者“所失利益”同一性质，其因果关系距离较近，具有合理的可预见性，因此属于具有可赔偿性的损害。间接损害中因果关系距离较远，加害行为只能构成损害之远因，难以合理预见其损害的，原则上不予赔偿，如挖断电缆导致停电，造成电力用户的营业损失、财产损失等，赔偿请求权即不能获得支持。该项分类旨在限制损害赔偿的范围，将受害主体不确定、损害内容不确定、赔偿范围不确定的不可预见的“间接损害”排除在损害赔偿范围之外，以确保行为自由与权利保护（安全）之价值平衡。

因交通事故直接造成受害人死亡，是对直接受害人的损害，被侵权人生前所抚养、扶养或赡养的人因此而丧失其生活来源的，其被扶养人生活费丧失的损害就属于反射性损害；间接受害人因耳闻目睹直接受害人遭受惨烈车祸等情形引起强烈精神刺激而休克、昏厥等精神损害（Nervous?Shock），亦属于反射性损害。反射性损害是否应纳入赔偿范围，原则上要看直接受害人与间接受害人之间的关系性质，如被扶养人生活费系依据亲属关系所具有的法定扶养义务而产生，其法律关系性质具有合理的可预见性，因而应予赔偿。而在“休克性精神损害”的情形，如果遭受反射性损害的只是一个目睹惨烈车祸的路人，其与直接受害人并无可合理预见的法律关系（因果关系理论评价为直接受害人生命健康权遭受侵害与第三人蒙受精神损害不具有相当因果关系），不能请求赔偿。

　　此外，与财产损害、人身损害相区别的还有纯粹经济损失。所谓纯粹经济损失，是指与财产权利、财产实体和人身等绝对权益损害没有直接相关性的纯粹经济上的不利益。财产损害也是经济上的不利益，但此种不利益是与财产作为绝对权益遭受侵害的结果而产生的；人身损害亦表现为经济上的不利益（医疗费、误工费、残疾与死亡导致的个人及家庭收入损失等）和非财产上的损害，其经济上的不利益亦与人身之绝对权益遭受侵害有关，故其在相对于纯粹经济损失的概念逻辑上可称之为“非纯粹的经济损失”。

　　理论上认为纯粹经济损失的概念与三个主要因素相关联：第一，纯粹经济损失是不与任何人身体伤害或者财产损害相联系而产生的损失；第二，纯粹经济损失也可能被理解为非作为权利或者受到保护的利益侵害结果存在的损失；第三，纯粹经济损失一般不可获得赔偿，即纯粹经济损失概念的提出仍然是为了平衡行为自由与权利保护的关系，限制对损害赔偿范围的过度扩大，避免漫无边际的赔偿造成对行为自由的过度限制和利益的失衡，故在侵权领域，纯粹经济损失原则上不予赔偿。前述挖断电缆案中电力用户因为停电造成的营业损失即属于纯粹经济损失，因其不与任何绝对权益之侵害相联系。但在特定情形下，侵权人明知可能造成他人纯粹经济损失而故意采取违反公序良俗的方法实际造成损害的，其行为具有违法性，且克服了一般纯粹经济损失不可预见的特征，因而亦构成“可赔偿的损害”。

　　（3）侵害行为与损害结果具有因果关系。严格而言，因果关系并不单纯是侵害行为与损害结果的因果关系，而是在法律上应负侵权责任的各类致害原因与损害结果的因果关系。致害原因有三类：一是人的行为致人损害，包括行为人自己的行为致人损害，这是现代民法行为自主、意思自由的自己责任原则的体现；也包括他人的行为致人损害，即受责任主体监督、控制和支配的人的行为致人损害，而由监督、控制、支配人承担侵权责任，民法理论上称为“替代责任”或者“转承责任”。二是饲养的动物致人损害，即责任主体为自己管领、控制下的动物的致人损害负责。三是物件致人损害，即责任主体为自己占有、管领下的物件致人损害负责。故严格意义的因果关系，毋宁说是致害原因与损害后果的因果关系。尽管致害原因不同，但在责任构成要件的意义上，三类致害原因与损害后果的因果关系逻辑是一致的。因此，用侵害行为与损害后果的因果关系予以表述和说明，逻辑上并无窒碍。

　　侵权法上的因果关系分为两个层次，即责任成立的因果关系和责任范围的因果关系。责任成立的因果关系是指，加害行为与权益被侵害之间的因果关联。只有权益被侵害的结果与加害行为存在因果关联时，侵权责任才能成立。责任范围的因果关系是指，权益侵害与造成的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它是侵权责任成立后用于确定赔偿范围的因果关系。侵权行为会导致各种损害后果的发生，但从法律政策的角度出发，并非所有的损害都必须予以赔偿，责任范围的因果关系目的即在于过滤掉那些不合理或者因果联系较为间接的损害赔偿请求权，控制赔偿的范围，以贯彻侵权法平衡行为自由和权利保护的立法宗旨。例如，交通事故导致足球运动员受伤致残，驾车肇事者的过失加害行为与受害人身体权益遭受侵害具有因果关系，此为责任成立的因果关系。受害人身体权受侵害导致支出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残疾赔偿金、被扶养人生活费、精神损害抚慰金，与其身体受侵害导致伤残有因果关系，此为责任范围的因果关系，依法属于赔偿范围。但受害人的足球队友现场目睹惨烈车祸导致精神崩溃，送医治疗支出费用，向驾车肇事者主张精神损害赔偿和医疗费用赔偿等，因其损害与被侵权人受伤致残不具因果关系相当性，故不在赔偿范围内。

　　因果关系的判断，我国审判实务中亦借鉴“相当因果关系”理论。根据该理论，因果关系包括两个层次的判断：

　　一是“事实因果关系的判断”，即所谓“必要条件说”（条件因果关系）。事实因果关系的判断遵循因果律，按照“若无，则不”（but-for）的逻辑判断规则予以检验认定，其检验逻辑是：无此行为必无此结果，即原因行为是损害结果的必要条件。若原因行为系作为行为，一旦将此原因行为从损害结果的因果链条中剔除，损害结果就不会发生，则原因行为与权益被侵害存在事实上的因果关系；若原因行为系不作为行为，则考察在行为人作为的情形下，损害后果是否会发生，如果加入作为行为，损害结果必然不会发生，则此不作为行为与损害结果存在事实上的因果关系。

关于增加既存状态之危险，例如，公共道路旁之树木遭虫害被蛀空，花木公司未及时砍伐，致大风天病树被吹折枯枝，将骑车路过的某甲头部砸伤致死，花木公司的不作为行为与被害人受伤致死既有事实上的因果关系，也具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即未及时砍伐枯树增加了枯枝折断砸伤路人的危险性，与损害结果具有相当性。在另一案例中，游客攀爬公园内集体所有的果树偷摘果实，因树枝折断摔下受伤致死，受害人一方以公园管理者未设置禁止攀爬果树的警示标志为由要求赔偿，法院认定公园内果树系集体财产，私自攀爬公园果树偷摘果实属违法违规行为；攀爬果树存在一定风险，此种风险乃属一般生活风险；公园管理者未设警示标志并未增加受害人既存状态之危险，与受害人违规攀爬致树枝折断摔下受伤的损害结果不具因果关系“相当性”。关于改变被害人之危险，例如，甲驾车在高速公路上违章超车追撞乙车，乙受轻伤，甲、乙下车查看追撞情况时，丙所驾重装货车高速驶至，来不及刹车避让，将正在查看撞车情况的乙撞飞致死。甲之交通肇事行为，虽未直接导致乙之死亡结果，但其不仅造成了使乙受伤的交通事故危险，而且致乙不得不下车查看事故情况，使乙置身于另一危险境况中，故乙虽系丙车撞飞身亡，但甲之行为，与乙之死亡结果亦具有因果关系“相当性”。此种情形，如果丙具有故意或重大过失，则构成独立介入之原因，引起因果关系之中断。如上例中，甲、乙下车后已在车后100米、150米处连续设置警示牌（红色三脚架），打开双闪灯，且站在紧急通道一侧查看事故情况，则丙之撞飞乙致乙死亡系丙之重大过失所致，应属独立介入之原因，引起因果关系之中断，此时甲之行为与丙之死亡即不具因果关系“相当性”。

立法上多将此视为准共同侵权，由各行为人承担连带责任。

例如，故意用石头击碎俱乐部玻璃窗，数小时后强烈地震导致俱乐部建筑完全毁损，其与罹患绝症遭遇车祸身亡的区别，即在于后者的假设原因在受害者自身，而地震造成房屋毁损，假设原因在被害客体之外。

　　相当因果关系说在实践中亦存在不足，即其内容抽象不确定，难以合理界定损害赔偿的范围，故学说上提出法规目的说，作为相当因果关系说的补充：对损害应否赔偿，首先须认定其有无相当因果关系，其次再探究其是否符合规定目的。损害之发生虽具相当因果关系，但在法规目的之外者，仍不得请求损害赔偿。比较法上的“道路绿地案”揭示了法规目的说的运用。甲驾车过失肇致交通事故，引起道路堵塞，被阻之人不耐久等，驾车穿越道旁私人绿地（草坪）离去，造成大面积绿地毁损，甲应否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衡诸相当因果关系学说，有认为甲之过失交通肇事行为造成道路阻塞与道旁绿地被受阻汽车碾压毁损具有相当因果关系，但依照法规目的说，甲不应对此负责，因道旁绿地不受侵害超出了甲所负道路交通注意义务的保护范围，故其仅须对交通事故受害人的损失负责。

主观过错，包括故意和过失。

　　故意是指行为人预见到自己的行为会发生某种损害后果，而希望或者放任该后果发生的一种主观心理状态。希望并积极追求损害后果的发生，为直接故意；预见到损害后果的发生，而对其持放任态度，则为间接故意。

实践中，应结合具体案情、日常生活经验加以判断。

　　（三）一般侵权的请求权基础规范

　　如前所述，本条规定的第1款，作为抽象条款普遍适用于一般侵权行为，而承载作为一般侵权责任请求权基础的功能。按照本款规定，行为人是侵权人；因民事权益被侵害而受有损失的，是被侵权人；侵权人因侵害他人权益造成损害，应承担侵权责任，在本编主要体现为损害赔偿责任。故依据前述请求权基础的基本构造，本条第1款规定在学理上可以表述为：被侵权人依据《民法典》第1165条第1款规定，得向侵权人主张损害赔偿请求权。

　　作为一般侵权的请求权基础，本条第1款规定广泛适用于除特殊侵权责任以外的其他一切侵权行为，无论该侵权行为是已知的还是过去从未出现过的，均得依据本款规定行使请求权，主张损害赔偿。因此，在审判实践中出现的新类型案件，只要不属于法律特别规定的特殊侵权行为类型，均得援引本条第1款规定作为请求权基础。

　　（四）过错推定责任

　　过错推定是为了因应近代工业革命后工厂事故大量产生，受害人难以举证证明工厂主、雇主等的过错而得不到法律救济，立法者在法律上采取的程序救济措施。即在法律有特别规定的情形，直接根据损害事实本身推定加害人有过错，行为人须对其没有过错承担举证责任，如不能举证或者举证不足以证明其没有过错，行为人就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过错推定没有改变过错责任原则的主观归责事由，责任构成要件也与一般侵权的责任构成要件一致，因此，其在价值体系上仍属过错责任原则的范畴。《民法典》将其置于本条规定的第2款，作为第1款过错责任原则的附从条款，亦证明了此一法律价值取向。

　　过错推定责任尽管在价值体系上归属于过错责任原则，但在规则体系上还是存在着重大区别。

　　第一，调整范围不同。过错责任原则的调整范围为一般侵权责任；而过错推定责任的调整范围为广义的特殊侵权责任，例如，《民法典》第1200条（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学习、生活期间受到人身损害，学校或其他教育机构未尽到教育、管理职责的）、第1248条（动物园的动物致人损害，动物园未尽到管理职责的）、第1253条（建筑物、构筑物等致人损害，所有人、管理人或者使用人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第1255条（堆放物倒塌、滚落致人损害，堆放人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第1258条（在公共场所或者道路上挖掘、修缮安装地下设施致人损害，施工人不能证明已经设置明显标志和采取安全措施的）等。

　　第二，举证责任不同。适用过错责任原则的一般侵权责任，按照“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责任分配规则，由原告对被告具有主观过错承担举证责任；而在过错推定责任中，实行举证责任倒置，被告的过错根据法律规定依据损害事实直接推定，原告无须举证，而由被告对其主观上没有过错承担举证责任。

　　第三，责任形态不同。适用过错责任原则的一般侵权责任其责任形态为自己责任、直接责任；而适用过错推定的特殊侵权责任其责任形态则较为复杂，通常表现为控制、管理、支配、占有者的间接责任，如补充责任、替代责任等。

又如，《民法典》第1252条规定，建筑物、构筑物等倒塌、塌陷造成他人损害的，由建设单位或者施工单位承担连带责任。但建设单位与施工单位能够证明不存在质量缺陷的除外。该条规定系建筑物倒塌等情形的过错推定责任。基于倒塌的事实法律规定直接推定建设单位、施工单位有过错。建设单位、施工单位举证证明建筑物、构筑物不存在质量缺陷，即证明没有过错的，不承担责任。于此情形，须援引《民法典》第1252条作为请求权基础。

适用指引

对在社会交往中开启、持续危险造成损害的情形，理论上属于安全保障义务（交往安全义务）的范畴，系不作为行为构成侵权的一种类型。法律对此未设具体规范，应当如何适用法律确定民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