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派出所治安纠纷调解难题及出路

治安纠纷调解是基层派出所的一项重要工作。然而，当前我国警力普遍偏少，各类警务活动繁杂等现实情况，使得基层派出所在纠纷调解中暴露出不少问题。因此，应积极探索适合基层派出所治安纠纷调解的新路。

派出所治安纠纷调解工作存在的难题

——治安调解范围不够明确。目前，派出所进行调解的主要法律依据源于治安管理处罚法第9条和公安部印发的《公安机关治安调解工作规范》。按照规定，对于因民间纠纷引起的打架斗殴或者损毁他人财物等违反治安管理行为，情节较轻的，公安机关可以调解处理。经公安机关调解，当事人达成协议的，不予处罚。经调解未达成协议或者达成协议后不履行的，公安机关应当依法对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给予处罚，并告知当事人可以就民事争议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而在实践中，群众受传统观念影响，习惯性求助公安机关，部分基层派出所民警在接处警中也不能严格区分是否属于可以治安调解范围内的案件，有时由于可能产生损坏公私财物和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等后果，为避免被当事人投诉或事态扩大，即使面对的是不在治安调解范围内的合同纠纷、债务纠纷时，民警也会当作治安案件作现场调解，并制作治安案件现场调解协议书。

——民警调解积极性及能力不高。当前，面对数量不断上升且耗时耗力的调解工作，派出所民警长期超负荷工作。当事人的不理解、不尊重，达不到预期效果的调解结果，纠纷双方因调解不成对民警指责，这些都会让基层民警积极性受挫。治安纠纷调解是派出所的一项基础工作，既需要民警对基本法律法规娴熟掌握，又需要民警有较高的语言组织能力和心理分析把握能力，既要准确判明纠纷事实和是非曲直，又要做到公平公正、以理服人。法律法规可以自学，但调解能力却是需要一定专业性的培训和“传帮带”的。基层目前的现状是：由于部分民警工作经验匮乏、习惯性采取“快刀斩乱麻”的策略，直接要求当事人接受预期方案的结果，无形中导致群众抵制甚至对抗调解工作，极大地降低了矛盾纠纷化解的成功率。

——“重调解轻取证”导致调解时处于被动局面。由于治安纠纷在本质上有别于治安、刑事案件，长期以来派出所民警普遍存在着重视后期调解、缺乏及时全面收集固定证据意识的客观情况。在很多情况下，治安纠纷当事人往往因情绪激动没有保护纠纷现场的意识，现场极易遭到破坏，现场证人即便很多，却很少有人愿意提供证言，而被找到的证人证言的真实性也难以保证。这导致调查过程中民警很容易走进靠主观臆断、凭感觉办事的误区。在遇到调解失败必须转入处罚程序时，因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无法公正处理，派出所还可能要承担“不作为”的严重后果。

解决当前派出所治安调解问题的三个路径

——明确纠纷调解职责范围，加强协作。明确职责是避免踢皮球现象发生的根本方法，也是当前形势下解决公安职能泛化的有效方式。在现有的纠纷类别中，对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可适用调解的纠纷，理应由基层派出所予以受理；而对土地纠纷、邻里纠纷、经济纠纷等民事纠纷，则应由村委会进行事先调处，对不能予以解决的转由司法所、政府综治部门等相关部门予以处理，这样就使得每起纠纷都有专业团队解决。此外，派出所在什么情况下才可以对治安案件进行调解也是必须要明确的：一是调解的治安案件必须属于法定范围；二是治安调解必须在公安机关的主持下进行；三是双方当事人都有愿意接受调解处理的意思表示。也就是说，治安调解应当遵循当事人自愿的原则，公安机关不能强制调解。

——重视纠纷调解能力培训，提高水平。治安纠纷调解需要民警具备极强的法律素质和调解能力，若及时给予民警专业培训，则可解决因调解失败而造成的警察公信力下降等问题。在笔者看来，调解能力的培训可以分为三个方面：一是培训民警的证据收集意识。“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可以让民警讲话更有力度，能最客观、最大限度地确保纠纷案件顺利办结；二是培训民警的说话艺术。治安纠纷调解民警应具备较强的语言组织能力和口头表达能力，甚至适当掌握一定的心理学常识，针对不同案件、不同当事人要坚持“一把钥匙开一把锁”，语言该软则软、该硬则硬，在秉持绝对公正、真诚的前提下，让群众信服、愿意倾听；三是培训民警的自我保护意识。在自媒体时代，基层民警若自我维权意识较弱，在纠纷处置过程中不习惯配带执法记录仪，或不愿意积极形成书面材料，极易导致在民警权益受到侵害时无法提供有利证据。因此，在培训中，要提醒民警提高规范执法意识，注意配带完整执法设备。

——加强群众法治宣传教育，将矛盾扼杀于源头。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过程中，民主与法治被摆在了十分重要的位置。现实中，群众民主意识的提升往往先于法治意识，尤其是在矛盾初期，对法律的不了解往往让纠纷调解陷入困境。因此，在群众中加强普法宣传，把矛盾扼杀于源头阶段至关重要。

（作者单位：山东省威海市公安局环翠分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