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钩沉之四十五：解放初期，敦煌封建婚姻制度是如何破除的

民国时期，敦煌由于交通不便，文化落后，信息闭塞，封建礼教思想仍比较浓厚。儿女婚姻皆依“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毫无自主权；妇女社会地位低下，“嫁鸡随鸡、嫁狗随狗”，许多女孩从小就被送到夫家作童养媳，当牛做马受虐待；特别是强迫包办买卖婚姻，造成夫妻不和，家庭不团结，以至打架闹事，酿成人命案者屡见不鲜。沿袭已久的封建婚姻制度，给敦煌人民群众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痛苦。

新《婚姻法》颁布，婚姻自由迎来曙光

解放后，广大人民群众在共产党领导下翻身做了主人。1950年4月30日，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彻底废除了封建婚姻制度，开始实行充分保护妇女和子女合法权益的新民主主义婚姻制度。新《婚姻法》明确规定，男女婚姻自由，一夫一妻，权利平等，禁止童养媳，禁止重婚、纳妾，禁止干涉寡妇婚姻自由，禁止任何人借婚姻问题索取财物。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国家颁布的第一部大法，得到了全国人民，特别是广大妇女群众的热烈拥护。

大力宣传新《婚姻法》

新《婚姻法》颁布后，中共敦煌县工委、敦煌县人民政府立即召开三干会、区乡干部会、职工大会进行了宣传。1951年9月，政务院又发布了《关于检查婚姻法执行情况的指示》，县工委、县政府结合第一期土改运动，派工作组深入城镇、乡村，采取召开群众大会、散发宣传单、演婚姻自由戏等方式，对新《婚姻法》进行宣传，广大群众从中受到了教育，政治思想觉悟有了很大的提高，敢于站出来同封建婚姻作斗争。从1951年10月至1952年4月法院受理的137件民事案件来看，涉婚案件就达113件，占整个民事案件的82.5％，其中离婚案106件，由妇女提出离婚的达102件，占离婚案的96.2％。全县登记自由结婚的149对，解放出婢女71人，回娘家的童养媳11人，寡妇改嫁19人。

新《婚姻法》在敦煌碰壁，阻力重重

面对根深蒂固、沿袭两千多年的封建婚姻制度，新《婚姻法》的贯彻落实在敦煌并非一帆风顺，群众的思想一下子转不过弯来，甚至为一些落后分子所抵制。 种种陋习，积重难返。

一是虐待妇女，漠视妇女的合法权益。如三区四乡刘文章之妻被包办成婚，全家人看不起，经常遭丈夫、婆婆的打骂，丈夫入了黄菊会，两口子不在一起睡，致使刘妻守活寡十多年。解放后，刘妻提出离婚遭拒，并受到更大折磨，久病不愈死亡。

二是多要彩礼，加重了家庭负担。结婚时女方家向男方家索要彩礼成风，多者小麦八九石，少者三四石，从而使贫者无法承受，婚后债台高筑，造成生产、生活上的沉重负担。

三是限制妇女自由，在政治上继续压迫妇女。一些家庭把妇女关在房子里，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也不让妇女去开会、学习，怕妇女懂得了政策，提高了觉悟，不受丈夫、婆婆管制，提出离婚。

四是违反政策，不够年龄结婚。新婚姻法规定结婚年龄男20周岁，女18周岁，而有些家庭为了多要彩礼，多分土地，早抱孙子，千方百计隐瞒年龄，提早结婚，致使新婚姻法不能全面贯彻执行。

五是沿袭陋规，包办买卖婚姻。1950年至1953年，仅一区四个乡结婚的112对新婚夫妇中，包办买卖婚姻就达53对，占47.3％。大量事实说明，广大妇女群众仍受着封建婚姻制度的毒害。

评剧电影《刘巧儿》剧照

深入贯彻落实新《婚姻法》，摧毁封建婚姻制度

1953年2月，在全国农村土地改革及城市民主改革基本完成的情况下，中共中央和政务院发出指示：“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宣传《婚姻法》和检查《婚姻法》执行情况的群众运动，彻底摧毁强迫包办、男尊女卑的封建婚姻制度；树立男女权利平等，婚姻自主的新民主主义婚姻制度，从而建立民主和睦、团结生产的新式家庭，以增强国家经济建设与文化建设的力量。” 并把1953年3月定为“宣传贯彻《婚姻法》运动月”。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政务院和省委、地委关于贯彻《婚姻法》的指示精神，中共敦煌县委、县人民政府召开了由科级以上领导干部参加的专题学习传达会议，并成立了敦煌县贯彻《婚姻法》委员会，县长黄仕福任主任委员，县人民法院院长邸滋、妇联副主任荆秀英任副主任委员。县政府先后于2月6日、27日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县、区、乡三级干部会议，组织大家系统学习了《婚姻法》，为全面开展宣传贯彻《婚姻法》培训了骨干。同时，将全县5个区、24个乡划分为3个类区，下派工作组，分四个步骤，开展了宣传贯彻新《婚姻法》的群众运动。

一是以7天时间培训干部积极分子。工作组进村后，在不影响生产的前提下，以乡为单位，将乡、行政村、自然村的干部集中起来，每天学习两个小时，逐条逐字地讲解《婚姻法》，联系实际开展讨论。大家一致认为新《婚姻法》就是好，婚姻自由，年龄般配，情投意合，互敬互爱，全家和睦，有利生产。通过学习讨论，首先从干部层面解除了思想包袱，提高了广大干部的觉悟。

贯彻新《婚姻法》模范

二是以15天时间大张旗鼓地宣传《婚姻法》。工作组采取举办学习班、分类召开会议、文艺演出、上门走访、办黑板报等灵活有效的方式，向群众深入宣传《婚姻法》，做到家喻户晓。文艺宣传队还排练了《小二黑结婚》、《娘家妈看女》、《秀英识字》、《折磨媳妇要严办》等剧目，在城乡巡回演出。针对有些行动不便的老人、病人及个别家庭管制严的妇女不能到会的问题，工作组深入到户进行宣传。特别是用身边包办买卖婚姻，造成家庭不和、夫妇反目的真人真事，教育群众，让大家对封建婚姻制度的害处有了清醒的认识。同时，对青年人树立新婚姻观进行了正确引导，指出提倡婚姻自由并不是轻率地结婚、离婚，找对象要参考学习好、思想好、工作好、劳动好、性情好 “五好条件”，自己的婚姻大事自己作主，父母不同意时要耐心说服，争取父母同意。

三是以5天时间调解婚姻纠纷问题。工作组在摸清存在婚姻纠纷家庭底数的情况下，确定了调解对象，通过主动上门了解情况，找当事人谈话，耐心地启发教育，召开家庭会，让双方检讨各自的缺点错误等方式，化解了不少婚姻矛盾纠纷。如陈开明的老婆虐待儿媳，不让媳妇吃饭，冬天穿单衣，经常用鞭子打媳妇。工作组便在她家召开家庭会，宣传尊婆爱媳的道理，启发婆媳多谈各自的缺点错误，双方认识都有了很大提高，并订立了尊婆爱媳公约。从此，婆媳关系重归于好，一家人和睦相处。

四是以5天时间订立公约，评选模范。为了巩固宣传贯彻《婚姻法》的成果，工作组动员家家户户订立贯彻《婚姻法》公约。在此基础上，各区以乡为单位，评选出了孝敬公婆、夫妻和睦的模范媳妇、模范公婆、模范丈夫、模范军属，并召开“贯彻《婚姻法》表彰大会”，让这些群众选出的先进带上大红花，坐在主席台上，报告自己的模范事迹。从此，新《婚姻法》在广大群众中生根发芽，得到全面贯彻落实。

新中国的第一部《婚姻法》在敦煌产生了强烈的社会影响。这部法律对婚姻家庭关系提供了准则和依据，对解放妇女、提高妇女的社会地位起到了砸碎枷锁、开启先河的重大意义。由于受时代和历史的制约，这部法律尽管不够完备，但它仍是新中国、新社会的思想和道德的光辉典籍，是后来日臻完善的《婚姻法》的蓝本和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