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案情】
张甲是董先生与张女士的私生子，出生于2014年7月13日。其中，张女士与尹某于2014年5月7日结婚，张甲的《出生医学证明》上所登记的父亲为尹某，母亲为张乙。
但是1.张乙住院生育张甲时病案首页所留电话与董先生电话一致；
2.住院费用清单上患者签字处所签的名字是董先生；
3.张甲的《新生儿卡介苗接种知情同意书》《接种乙型肝炎疫苗知情同意书》《北京市新生儿耳聋基因筛查知情同意书》《北京市新生儿疾病筛查采血卡》上监护人处均有董先生的签字；
4.董先生给张甲的红包，其中三个红包祝福语上有“爸董xx”的字样。
在案件审理中，经鉴定，上述董先生的签名均系董先生本人所签。此外，经鉴定，张甲与董先生的兄弟具有叔侄关系。
董先生已于2017年3月死亡，生前未留有遗嘱。其母亲为柳某、妻子为王某。
【案件争议】
张甲是否与董先生具有血缘关系，能否作为董先生的法定继承人继承董先生的遗产。
【法院意见】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
首先，司法鉴定意见书证明董先生的兄弟与张甲之间具有叔侄关系，虽然该鉴定结论不能排除董先生的其他同父母兄弟系张甲父亲的可能性，但可以证明董先生的兄弟的同父母兄弟之一应系张甲的父亲；
其次，原告母亲张乙在医院住院生育张甲时的住院病案、住院费用清单及新生儿注射疫苗的知情同意书，上述文件中均有董先生的签名，经鉴定为董先生本人所签，可以证明董先生在张乙住院生育期间为张甲办理各种手续并在新生儿监护人处签名；
再次，红包上显示“爸董xx”经鉴定系董先生本人所签；
最后，被告王某亦未否认张甲之母与董先生曾经关系密切，结合原告提交的其他在案证据，认为张甲系董先生亲生子女的可能性已达到高度的盖然性。
因此，认定张甲系董先生的法定继承人，可以依法继承董乙的遗产。
【法官观点】
第一，亲缘关系鉴定无法强制进行。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第三十九条第二款规定：“父或者母以及成年子女起诉请求确认亲子关系，并提供必要证据予以证明，另一方没有相反证据又拒绝做亲子鉴定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确认亲子关系一方的主张成立。”
根据“举轻以明重”的原则，对强制启动鉴定的限制在因被继承人死亡导致直接亲子鉴定无法进行时会更加凸显。
也就是说，即使非婚生子女或其法定代理人向法院申请进行亲缘关系鉴定，因亲缘关系鉴定的被申请方一般为案外人，并非案件本身的当事人，在被申请方不愿配合鉴定的情况下，法院更无法要求被申请方进行配合。
第二，即便上述被申请方同意鉴定，亲缘关系鉴定所鉴定的内容一般也无法直接证明非婚生子女与被继承人存在亲子关系，无法单独作为认定案件的证据。
例如，在本案中，亲缘关系鉴定虽然能够证明张甲与董先生的兄弟具有叔侄关系，即张甲的父亲不仅有一个兄弟，故仅凭该鉴定结论无法单独作为定案依据并认定亲子关系的成立。
第三，在缺乏亲子鉴定结论这样的直接证据的情况下，不意味着亲子关系必然成为无法认定的法律事实，只要结合案件其他证据能够达到高度盖然性的标准，仍然可以依法推定非婚生子女与被继承人存在亲子关系。
严格来说，该种事实判断是基于对间接证据的审查和认定所进行的合法推定。具体到本案中，除上述亲缘关系证明外，合议庭注意到：
1、董先生在原告母亲住院生育原告期间为原告及其母亲办理了各种手续，所签内容表明董先生知道并认可是原告的监护人；
2、董先生送给原告的红包也是其本人所写，并非董先生其他兄弟所写，结合亲缘鉴定结论，可以排除董先生的其他兄弟系张甲父亲的可能性。
前述事实能够让人产生张甲与董先生存在亲子关系的内心确信，因此可以合法推定张甲与董先生之间亲子关系的成立。
第四，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本案与一般案件相比的另一个事实认定难点，是原告张甲的出生医学证明上所载明的父亲是案外人尹某，且张甲是在其母张乙与尹某婚姻存续期间出生，故根据法律规定，张甲系张乙与尹某的婚生子。
因此，本案除了要认定原告张甲和董先生的亲子关系，还必须要有效地否定尹某与张甲的亲子关系，该等认定同样需要相关的证据。因此，原告在二审审理中补充提交的张甲与尹某之间不存在亲子关系的鉴定意见书也是十分必要的。
【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二十七条规定，配偶、子女、父母为第一顺序的法定继承人。子女包括婚生子女、非婚生子女、养子女和有扶养关系的继子女。
来源：中国法院2023年度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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