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岁“老阿姨”龚全珍离世，她留下了什么“遗产”？

2023年9月10日，教师节。往年的这一天，总会有来自当地或专程从外地赶来的学生代表到江西省萍乡市莲花县探望一位老师。今年，他们同样如期而至，却是来送老师最后一程。

2023年9月2日，第四届全国道德模范、“最美奋斗者”称号获得者龚全珍因病医治无效，与世长辞，享年100岁。

龚全珍在南昌住院期间，女儿甘公荣陪护母亲走过了最后的时光。

甘公荣：她一清醒就说我没有病，我要回莲花，不能增加组织上的负担，不清醒的时候就会把医生护士当成学生，你们还站在这里，去上课吧，要好好读书。

四年前，龚全珍曾经接受过《面对面》栏目长达一个小时的专访。

记者：您作为奶奶，甚至作为太奶奶，太姥姥，那您对自己的家庭把钱多存一点，给自己的家不好吗？

龚全珍：他们长大了没有手吗？要自己劳动。我觉得从小要养成一个自立自强的习惯，不能靠谁。

记者：您也不给他们留？

龚全珍：不给他们留，一代管一代，管不了子孙万代。

龚全珍是被称为“农民将军”的开国少将甘祖昌的夫人，她没有给孩子留下物质财富，但她对身后事有自己的考虑。

甘公荣：有一天她跟我说，“我老了以后，我想给你们留点什么东西？我还是要把你们爸爸写下来。”她到全国各地采访我爸爸的战友，就写《我和老伴甘祖昌》。她就把日记、几本书，都给我们签上名字，她说这是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

甘公荣：这个就是爸爸妈妈的精神，这个是无价之宝。

甘公荣是甘祖昌和龚全珍的第三个女儿，也是他们第一个出生在农村的孩子。在她出生的前一年，1957年8月，已经是新疆军区后勤部部长的甘祖昌带着妻子龚全珍和孩子们从新疆回到阔别二十多年的家乡，江西省萍乡市莲花县坊楼镇沿背村。

记者：你们夫妻两个带着浩浩荡荡的一大支队伍回来的时候，村里人是不是都带着一个很奇怪的目光看，当将军当得好好的不当了，自己回来了。

龚全珍：有赞成的，有笑话的。有的人说你看甘将军这么大个官都回来劳动，一点架子都没有。有人说这种是自讨苦吃，城市里好日子不过，他要回来去挖土，去开荒，他究竟为什么，一般的人都不理解。

回江西之前，龚全珍是新疆军区八一子弟小学的教师，与甘祖昌结婚刚满4年。

龚全珍1923年出生于山东烟台，1937年，日军占领烟台，龚全珍从山东到安徽，从河南到陕西，一边当“流浪学生”，一边参加抗日救亡运动。1945年，龚全珍考入西北大学教育系，毕业后参军入伍，随部队来到新疆，在军区八一子弟小学任教。几年后，学校校长有意撮合龚全珍和时任新疆军区后勤部部长的甘祖昌。

龚全珍：我们校长就这样说了，有一个老同志是二万五千里长征过来的，这个同志思想品德很好，就是身体不好，需要人照顾，说你可以，同不同意照顾他一下？

记者：这是找护士还是找媳妇？

龚全珍：找对象就有这个条件。他第一次跟我谈话也是这样说的，他说我有气管炎，有肺气肿，还有脑震荡后遗症，经常头昏头晕，你知道吗？他问我。我说我知道，他先把这些都说在前面。我还有儿子我还有孙子，他都告诉我。

记者：你没打退堂鼓？

龚全珍：我觉得这些东西，儿子孙子反正养大了就行了。

记者：那您看上他什么了？

龚全珍：他跟我讲的时候，人格魅力就对我作用很大了。我当时就想这样一个老同志，应该有个人帮助他，应该照顾好好的，叫他多活几年。

1953年，甘祖昌和龚全珍结为夫妻。共同生活4年后，戎马半生的甘祖昌有了解甲归田的想法，在申请回乡的这份底稿中，他写道：“我自五一年跌伤后患脑震荡后遗症，时常晕眩，不适合做领导工作，但我的手脚还健全，可以劳动。请组织上批准我回江西省莲花县当农民，和乡亲们一起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记者：您想离开新疆吗？

龚全珍：不想。

记者：为什么不想？

龚全珍：我觉得在新疆跟同事合得来。

记者：那您等于为了老伴就得把自己的事业放下，就得跟他回来？

龚全珍：我的思想是这样，我可以照顾你，但是我必须工作，我不能依靠别人养。

记者：您是大学毕业生，当然了。

龚全珍：我的第一条，我必须有独立的人格，有自己的工作。叫我丢掉工作专门照顾他，我不干。我没有说出来，他也知道。

1957年8月，甘祖昌全家大小一起收拾行装，准备启程回乡。一张通行证记录了当年甘祖昌回乡的情形，除了一家三代12口人和行李，还有从新疆带去的猪六头、鸡十五只和小兔十五对。

龚全珍：他说老家什么都有，我也相信老家什么都有。

记者：结果是什么都有吗？

龚全珍：连灯都没有，到天黑了就是有个煤油灯。

记者：那不骗人吗？

龚全珍：也不怪他，因为他几十年没有回家。

记者：那怎么办？

龚全珍：没关系，我也觉得好过，别人能过我过不了吗？

回乡休息了三四天后，甘祖昌就开始出现在田间地头，为大队捡粪积肥。他还教孩子们割草并规定每天的割草任务。

当年冬天，甘祖昌又到屋后的虎形山开荒，挖断了八九把锄头、双手磨出茧后，荒山变成了菜园。

龚全珍：我还心里想，他开荒我干什么呢，后来我心里想我也去开荒吧。我也试着去挖一下，挖一下挖出一点点。

记者：没干过。

龚全珍：没干过活，在城市里面哪里看到了土地，哪里挖过土？人家就笑，说看看女老师她怎么样挖土，看到我拿镢头的姿势都不对。他们笑话我，我难为情。

记者：这有什么难为情的，没干过。

龚全珍：我心里想赶快学，不要叫人家笑话。

甘祖昌回到了熟悉的山山水水，龚全珍踏入的却是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她听不懂当地的方言，又不习惯当地的饮食，同样地，当地人对龚全珍这个将军夫人也充满了好奇。

龚全珍：我有点害怕跟他出去。人家给他敬礼，我就赶快躲开，我觉得跟他沾光也不好沾，觉得不好意思。

记者：为什么不好意思呢？

龚全珍：我又不是个首长，我跟他这算个什么。

记者：您是他夫人。

龚全珍：我从来不愿意用这个身份出去，我觉得我是个有独立人格的人民教师，要是把我的人格卖掉，让我附属谁，我不愿意。我跟他结婚之前，第一个条件就是你不能随便调动我的工作。

记者：但是您这一辈子不是样样都听甘将军指挥吗？

龚全珍：让他，有些时候是因为他身体不好。

记者：让着他。

龚全珍：不惹他生气。

安顿好老伴和孩子们后，龚全珍徒步25公里找到县文教局，她毛遂自荐当老师，被分配在九都中学任教，后又被安排到南陂小学当校长，吃住在学校，只有周末回家一天，龚全珍在那里一干就是13年。

甘公荣：我们都是我妈妈的学生，她对我们非常严，她要求我们在学校叫老师，回来家里叫妈妈。其实生活当中就是我爸爸照顾我们，我们衣服破了，我爸爸给我们补，平时生病也是我爸爸照顾我们。所以从小到大，爸爸在我们心目当中就觉得非常佩服。妈妈其实说实在话，我是一直把妈妈跟农村的妈妈去比，觉得她是一个不称职的母亲。

龚全珍：我在学校里当时就是一门心思。我的岗位是在学校里，只有周六才回家去，搞搞卫生，洗洗涮涮，搞点家务事，管一下家里的事。

甘公荣：我们小时候经常会说，我们是不是妈妈亲生的？妈妈心里只有学生，没有我们。回来星期六晚上交流，她说普通话，我们说莲花话，晚上有时候我们补丁，我爸爸补得不好，如果是好大的补丁，我妈妈就会重新拆掉重新再缝，所以也是很辛苦的。但是作为我们，我们不理解她。我们抱怨的时候我爸爸还做我们的工作，就说你妈妈很不容易，我爸爸是很理解我妈妈。

很多年以后，在陌生人的讲述里，甘公荣才渐渐了解到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母亲。

甘公荣：我去走访，一个老人80多岁，他拉着我们的手说，他说妹子，你妈妈是我的救命恩人，当年要不是你妈妈送药给我，我的坟墓都会长一棵大树了。还有一个我妈妈的学生，他说他13岁的时候他妈妈去世了，他在九都中学读书，他发高烧，烧了三天三夜，我妈妈背他去看病喂药、煮稀饭，陪他三天三夜，所以他又得到了母爱。新疆的学生现在好多年了，每年都来给我妈妈过生日，都叫龚妈妈。好多人讲好多故事，这样一点点去认识妈妈。

在甘公荣的童年记忆里，他们家的日子没有富裕过。但她那时不知道的是，虽然是离职回乡，甘祖昌每月依然有330元的工资，龚全珍每月也有80元的工资，远高于同乡的工分收入。和大多数夫妻不同，龚全珍不仅不管丈夫的钱，她还每月把自己工资中的60元交给丈夫，留下的20元，用于她和四个女儿的日常支出。

甘公荣：我们从小到大，生出来就跟农村的孩子一样的，甚至比农村的孩子吃穿还比他们差一点。劳动跟人家的孩子一样，我根本就没有一点优越感。爸爸妈妈从小就跟我们说，父母的东西没给你就不是你的，给了你才是你的。

回乡29年，甘祖昌参与修建了3座水库，25公里长的管道，4座水电站，3条公路和12座桥梁，他捐出的钱，有据可查的总计85000元，几乎占了他回乡后全部工资的80%。

记者：我们过日子老说一句话，胳膊肘不能往外拐，比如村里修个桥建个什么建筑，这叫不叫往外拐啊？

龚全珍：这不叫往外拐，对大家有益的事，对我们自己本身也有益，这个我赞成，他大概最满意我的也是这一点。别人没有钱，他没有办法，农民每年的收入只有这么一点点，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人家义务劳动来搞，大家齐心合力才能把事情做好，这个我赞成，这点觉悟还是有。

1975年7月，甘公荣和同族几个亲戚同时从中学毕业，当时除了回乡务农，还有一条出路，就是推荐上高中。然而，由于推荐指标有限，甘祖昌不仅没有出面去申请多要几个名额，反而做了一个决定，甘家的孩子全部放弃推荐。

甘公荣：他说如果是考试，你们三个人考上了考到哪里，我支持你读到哪里。因为是推荐上高中，我们就让给人家去上，而且反过来说了这句，他说我相信以后会恢复高考，你们自学，自学的话你有个条件，他说你妈妈教书，你不懂你可以问你妈妈。我妈妈就觉得我爸爸做的有道理，就支持我爸爸这样做，我当时对妈妈更不理解。我觉得作为我妈妈，站在我妈妈的角度上来说应该为我们说话，让我们去读书。

记者：您和甘将军都是苦出身，小的时候都过过苦日子。为什么不给孩子让他们高起点出发，而是要硬把他们打回零起点？

龚全珍：也不是硬要打到零起点，你要是能够考取大学，你就上大学；你考不取大学，对不起，我们不可能去托个面子，给你找个什么门路，这个是歪门邪道。

记者：但是假如别人这么做了，你们这么耿直地做，不就吃亏了吗？

龚全珍：吃亏就吃亏，你自己考不取你怪谁？怪不了别人。

记者：但是您怎么看，你们坚持的——

龚全珍：别人不坚持，那是别人的事，我们管不了，但是我们不学。

1986年3月28日，甘祖昌在家乡病逝，享年81岁。丈夫去世后，龚全珍倡议成立了“龚全珍爱心救助基金会”，募集社会资金，采取定期救助和临时救助相结合的方式救助困难对象。

她在日记里写道：“我选择的道路，儿女亲友们有不同的看法，那是自然的。祖昌没为儿女做什么，但他所致力的事业是为大家的儿女造福，自己的儿孙也在其中了。我要把生命最后的几年留给老年，为老年的权利而奋斗。虽然我自己也知道力量单薄，但我相信会有几个几十个甚至几百几千人，也同样愿意为之奋斗的。祖昌，您同意我的选择吗？我相信您会同意的”。

也是从这些日记里，甘公荣读懂了母亲的爱。

甘公荣：我看到我妈妈日记，我妈妈日记里面写的是我大姐（平荣），我大姐身体不好。她说平荣今天起得早，吃了早饭去上班，没有发病，我提心吊胆的心放下来了。“我情愿少活十年，换取她一天的健康。”我们就懂得了，爸爸妈妈非常爱我们，她把对我们的爱藏在心里面，没有表现出来。

记者：您为什么不颐养天年，还是要继续做帮助别人的事？

龚全珍：我觉得自己是个共产党员，能尽一份心就尽一份，能尽两份就尽两份。

甘祖昌去世后，龚全珍曾召集儿女们分配丈夫的遗产，甘公荣得到的，是父亲的一部分勋章。这一次，她从母亲那里继承的，是父母传奇的一生。

甘公荣：有书在这里就可以一直一代一代传下去，一页一页的故事，讲给小孩子听。这是给我小孙子写的，老老实实做人，勤勤恳恳做事。帮助别人，快乐自己。她每个写的都不一样。妈妈走我心里很难受，但是我们也有决心有信心，把他们这种精神继续做下去。

记者：您这一生什么都经历过了，您现在生活的乐趣是什么？

龚全珍：有时候看到咱们国家，有什么新的创造，新的成就，我就高兴，觉得做个中国人值得骄傲，觉得国家成就越多越大，我们做个中国人越幸福。我也希望一代超过一代。

来源 央视新闻客户端|作者 董倩

编辑 赵司尧

流程编辑 严圣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