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离婚起诉过四次”“想到死后还要跟她葬在一起就很难受”……那些被判不离的婚到底因为啥？丨关于离婚这件事②

按照王旭团队所做2020年度上海市法院审理离婚纠纷案件大数据报告，去年上海法院离婚纠纷判离的比例约为19%，而第一次起诉被判离的比例更低。在晨报记者采访过程中，这个数据获得业内人士的基本认可。

作为一位从业超过20年的律师，北京市浩天信和（上海）律师事务所文淳光律师经手最漫长的离婚官司，从2014年打到了2017年，耗时三年多、起诉四次才结案，“是我从业二十多年来遇到起诉次数最多的”。

上海市金茂律师事务所家事法商团队王慧婷律师曾接过一对中老年夫妻的离婚纠纷。五十多岁的妻子患有乳腺癌，手术后有严重的后遗症。夫妻感情慢慢变得疏离，丈夫先后3次起诉离婚，都被法官驳回。

离婚官司判离的比例为什么低？在“离婚难”的声音背后，我们又应该注意和反思什么？

上海市某区人民法院法官徐芬（尊重采访对象要求，此处匿名处理）说，自己所在法院并没有过相关数据汇总，仅从个人从业经验来看，首次起诉判离的比例肯定低于20%；文淳光律师认为更低，“首次离婚起诉，十来例当中有一个能被判离就算不错的了”。

到底哪些离婚纠纷第一次起诉有可能被判离？徐芬法官介绍说，首先，第一次起诉时双方都同意离婚，只不过对家庭财产问题、子女抚养问题等有争议，希望到法院寻求一个公平公正的裁决，这种情况第一次判离的可能性比较大；还有一类情况，是虽然一方不同意离婚，但是符合法定的几个情节，比如遗弃、虐待、重婚、吸毒之类重大问题，也可能被判离。除此之外，对于绝大多数离婚起诉，“从法官的角度，不会轻易地第一次就判离”。

王旭律师说，其实第一次起诉能让法官“不得不判离”的案例非常少。王旭个人做过的比较少见的第一次判离，是被告被追究刑事责任，已经被关押起来了，而且刑期还比较长。这种情况下原告起诉离婚，第一次就判成了。

还有一对年轻夫妻，从交朋友、谈恋爱、结婚、摆酒席，到怀孕、打胎、离婚，全部在一年之内完成。两人没有孩子，也没有多少共同财产，也没有法官们所强调的深厚的感情基础，因此第一次起诉就能被判离。

徐芬法官认为，第一次起诉离婚的判离率低，首先是基于法院对待离婚必须采取的审慎、保守、理性的态度。

“以前去民政局办离婚，只要你材料带齐，几分钟就能离成。但现在民法典也设置了30天的冷静期，其立意就是如此。有的离婚当事人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也不排除有比较冲动的，那么法院就要给他们一定的时间去冷静考虑，特别是有孩子的家庭。”

“你说夫妻感情不和，但法官坚持你们还能再处处看”，这是很多离婚纠纷的原告人特别头痛的一点。上海市某区人民法院（尊重采访对象要求，此处匿名处理）李栩法官解释说，如何判断一对夫妻感情破裂，确实是审判过程中的最大难点。

“你说你夫妻感情破裂了，但另一方坚持说感情还是好的，各有各的说辞。很多离婚案件中，当事人只拿的出结婚证、出生证这样的基础证据，这种情况下，没有非常显性的东西，法官判断夫妻感情是否破裂确实有很大的难度。哪怕分居两年了，但是究竟是因为感情不和分居还是因为工作等客观因素不得不分居？我们也要考虑维护家庭的稳定，你说给当事人一个冷静期也好，给被告一个去努力挽回的机会也好，都是第一次离婚起诉时我们不会轻易判决离婚的重要理由，就是不至于让离婚这件事情变得有点草率。”

事实上，很多离婚诉讼的当事人都非常清楚法院的这种判决思路。王旭律师称，有些当事人来咨询律师之前，已经在网上看了很多相关信息，对第一次起诉判不离的可能性，其实有了一定的心理准备。

上海市金茂律师事务所家事法商团队邬晓嫣、王慧婷两位律师介绍说，正是因为诉讼离婚的耗时耗力，为了更好地帮到当事人，团队以婚家调解作为工作的主要方向。2020年，该团队接待过300多个离婚咨询，最终诉讼离婚案件大概在10%左右，当年已结案件中有约65%是通过调解解决的。

2020年5月份，王旭律师的一位当事人第一次起诉离婚未成；2020年12月份，这位当事人第二次起诉离婚，不日就会开庭。因为当事人在第一次起诉时已经分居，当事人和律师都认为这次希望比较大。“但凡到了第二次起诉，不管是法官还是被告，都能明白到原告对待离婚的态度是非常坚决的。对被告来说，与其拖着不离，还不如争取在财产分配上有所倾斜。”

在接受晨报记者采访时，几位法官、律师都表示，第二次起诉离婚的判离率超过半数，大多数都是第二次结案。徐芬法官称，第二次起诉离婚，双方都较之第一次慎重很多，一般都已经经过6个月的冷静期了，两个人再相处看看还是不行，有的已经分居了；还有到第二次起诉时，被告自己也同意离婚，不愿意再拖下去了。“像这些情况，第二次起诉的话，我们一般都是可以判离的。”

几位法官、律师都提到，从经验来看，如果第二次还是没判离，那么到了第三次基本也就离掉了。“一起离婚纠纷经过三次起诉还被判不离的，总归有它的特殊情况。”徐芬法官说。

一方患有重大疾病，就是“特殊情况”中非常常见的一种，这也是被几位法官、律师提及最多的情况。徐芬法官曾处理过一例离婚纠纷：这是一对中年夫妻，妻子患有癌症，动过手术。妻子在患病之前就有点唠叨，患病之后更是变本加厉，对丈夫横挑鼻子竖挑眼；丈夫只要跟其他女性说一句话，妻子就大发脾气。丈夫三次起诉离婚，都未被判离。“我们也给丈夫做工作，是不是等她病情好一点，你再来提离婚？现在她有重大疾病，需要家庭照顾，而且很可能判离婚之后会有过激的举动。这种情况我们肯定是要综合考虑的，婚姻除了感情，也有责任和义务。这个案例我第三次没有给他们判离，他们后来就没有来过了。”

文淳光律师二十多年从业生涯中遇到的唯一起诉到第四次的离婚案例，是一对七十来岁、婚龄超过40年的老夫妻。女方认为男方多年来脾气不好、对钱财看得比较紧、很小气，两个人偶尔会吵架，有一次男方还动了手。法官认为夫妻双方没有严重的冲突，而且共同生活了四十多年了，第一次起诉时以感情没有完全破裂为由不予判离。但女方坚决要离，在第一次起诉之后住到女儿家去，跟丈夫分居。她用了总共三年多时间，起诉到了第四次，终于获得离婚的判决。

邬晓嫣律师遇到起诉最多的离婚案例，也是四次。这个案例中，男方要求离婚，但没有特别过硬的理由；女方条件比较差，在法院里也表述了对男方只能共患难、不能共富贵的指控，还有威胁要自杀的表示。前三次都被同一个法官判不离，第四次碰巧换了个法官，给判离了。

夫妻双方的现实条件，也是法官们难以判离的原因之一。徐芬法官曾处理过另一个离婚案例：夫妻双方只有一套房子，还是单间，两个人都想离婚之后要房子，谁也没有能力另外买房。“如果居住问题不解决的话，两个人连分居的客观条件都做不到，让法官怎么判？让任何一方没地方住，不都是在激化社会矛盾吗？我们只能告诉他们，你先解决居住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了，我们就帮你处理离婚。后来他们把这套房子卖了，两个人分钱，婚才离成。”

2020年5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宣布通过并于2021年1月1日起施行，一时间“离婚变得更难了”成了当时的热搜话题。

《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规定，到民政局办理离婚登记比原来多了30天“冷静期”，时间拉长，任何一方都有“反悔”的机会。如果夫妻双方选择协议离婚，貌似确实是比之前“难”了。而那些中途撤销离婚预约的当事人，要么是重新预约，要么就是走诉讼离婚的途径。

因为《民法典（婚姻家庭编）》实施仅有才两个多月，对诉讼离婚的直接影响还未明显可见。但几位法官、律师在接受晨报采访时，都给出了比较积极的说法。与以前的婚姻法相比，《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第一千零七十九条明确规定：“经人民法院判决不准离婚后，双方又分居满一年，一方再次提起离婚诉讼的，应当准予离婚。”

业内人士认为，除特殊情况外，这一新规定，有望改善之前备受大众关注的“久拖不决的离婚官司”，第三、四次甚至更多次起诉的案例也会有所降低。

徐芬法官认为，《民法典（婚姻家庭编）》中增加的这一条，其实与之前法院一直在实施的第二次离婚起诉判离比例过半的做法，精神是统一的。

“一年分居条款出来之后，对原告来说，‘判离’这方面的希望应该是更明确了。第一次判不离，原告执意要离婚的话，那就是等分居一年后再起诉，只要没有特殊情况，基本都能判下来，可能就不用像以前那样等到第三、第四次了。这跟我们之前的做法是统一的：婚姻是很慎重的事情，你不能说我今天想离婚，明天就必须得离成；与此同时，也要给确实想离婚的人有一定的盼头。”

文淳光律师认为这一条款，可以看作是对“夫妻感情破裂”相对规范的衡量标准。以前判断夫妻感情破裂与否，主要靠法官的个人判断，而这一条款提供了可以量化的标准。第一次没判离，分居一年后再起诉，判离的概率会大大提高。也就是说，以后离婚诉讼二次解决的概率会更高，在时间上也不需要拖那么久，既减少了当事人的诉讼成本，也减少了国家的司法成本。

王慧婷律师也认为，这一年分居期，其实是给了法官们一个清晰、明确、权威的“下锤子的依据”，也给了纠结于离婚案件的当事人一个明确的出口：第一次起诉判不离之后，原告可以半年之后第二次起诉，也可以先分居一年，等于多了一个选择途径。

邬晓嫣、王慧婷律师团队已经收到过几位当事人的咨询：去年第一次起诉法院判不离，今年是按照满六个月之后第二次起诉好呢，还是等到分居满一年再起诉好呢？“我们给当事人的建议是，满六个月你先起诉看看，如果第二次起诉离成了当然好，不行的话你再用分居满一年这条。因为对法官来说，你第二次起诉，也是在显示一种坚决要离婚的态度。另外我们也想观察一下，法院层面在离婚诉讼案件中使用这一条款的具体口径。”

近年来，无论在影视剧还是社会新闻中，“离婚难”的声音都不绝于耳。如王旭律师所说，法官、律师们接触到的，基本上都属于“高难度的离婚”。但是，对于“离婚难”的话题，在接受晨报记者采访时，几位法官、律师不约而同使用了相似的表述：世上只有结不成的婚，很少有离不成的婚；而在“离婚难”的声音背后，“被离婚”的一方同样应该被同情，被关注。

徐芬法官曾处理过一个第三次起诉还没判决离婚的案例。这是一对三十多岁的年轻夫妻，男方有外遇后急于办理离婚，再与他人结婚；妻子死活不同意，大有“你今天判我离婚，我就死给你看”的劲头，甚至请求法官去问问丈夫，自己去整容行不行。男方第三次起诉，就在僵持不下的时候，男方自认胜券在握，非常嚣张地对法官说：“我已经有外遇了，都等着要结婚了，你还不判我离婚吗？”

徐芬法官立刻将这句话记录在案：

“我说你有外遇，不是我判决离婚的标准。如果有外遇的一方来起诉，我们就判离，那么被告的权益由谁来保护？对于这种情况，我们法官无法从道德制高点上去对女方说你离开这种渣男算了，你得自立自强什么的。毕竟我们生活的环境、受到的教育都不一样，而她最需要的是怎么最大限度维护自身权益。”

“熟年离婚”是近年来起诉离婚比较新兴的群体。因为双方都是高龄，且婚龄较长，最终被判决离婚的概率不高，这也是为什么文淳光律师那位七十多岁的当事人用了三年多才最终离成婚。

就在去年，徐芬法官接待过一对80多岁的夫妻，老先生执意要离婚，理由可悲可悯。老先生说自己忍了老太太一辈子了，按照传统的观念是不好离婚的，但是只要一想到自己死后子女肯定会将他们俩安葬在一起，他就受不了。“他说不要到死后，跟她还是名义上的夫妻，还要听她唠叨个不停……像这种理由，让法官怎么判离？我们不能说只看到老先生的苦衷，也要考虑老太太能不能受得了。”

“二胎夫妻”离婚，也是近年来尤其放开二胎之后才涌现出来的群体。李栩法官刚刚处理过一个离婚案件：丈夫是原告，夫妻俩有两个女儿，都不到10岁。一般来说这种情况，都是离婚后一边一个，但丈夫表示自己两个都想要。当李栩法官问被告意愿时，被告回答，如果一边一个，自己要大女儿，因为大女儿已经懂点事了，她说不能跟妈妈的话自己宁可去死；但随后被告又表示，如果两个女儿都判给丈夫，也可以接受。“我就问她为什么，难道不心疼两个女儿吗？她说当然不是。她是怕自己要了大女儿，小女儿长大以后会觉得是妈妈不要她，只选姐姐。她宁可两个女儿都给男方，以后多去探视什么的。像这种情况，法官听了也很心酸的。两个孩子一边一个，看上去比较公平，但如果判离婚，不仅是把夫妻俩分开了，也可能把姐妹俩分开了。所以我第一次判不离，看男方会不会第二次起诉。”

李栩法官解释说，我们身边之所以有很多“离婚难”的声音，是因为大都是离婚的发起者、原告方在选择发声。“因为很多时候，原告本人比较主动，或者说是更积极的一方，TA的声音就会很大，他们认为离婚官司被拖了很长时间，让他们很难，很累。但被离婚的那一方的声音，可能并没有被更多人听到，或者TA自己也不太愿意说。可是从法官的角度，我们同时看到的是被离婚的那一方，TA是很无奈的，TA也很难。原告一次一次地来起诉，法院到最后大概率是会判离的，但是被告真的是只能被动接受这一切，TA可能很多年来的生活秩序都被一下子打破了。”

邬晓嫣律师则说，“离婚难”的背后，其实是国家从法律法规层面对婚姻制度的尊重，和对婚姻双方当事人的保护。离婚只是一段婚姻的最末端，当人们抱怨“离婚难”的时候，不妨再去审视一下这段婚姻的前端，包括双方进入婚姻时是否理性，在经营婚姻时是否努力，等等。“如果我们在前端不够努力，那么后端就很可能出现问题。有时法院判不离，也是希望能给当事人机会去反思婚姻，重建感情。”

来源：周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