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审判死后，如何用四个疑问挽救当事人的生命？

2019年，我和任忠孙主任一起为当事人C先生办理一桩案子，因为对过程很满意，他对我们非常的信任。在某天我们再次会见时，C先生却聊起了自己案子之外的话题。

“任律师，康律师，我的案子先不说了，我有一个在看守所认识的‘仓友’，案子不顺利，你们看看可以帮上忙不？”

虽然对C先生这样“泥菩萨过河”的行为不太理解，但既然有案子我们当然愿意了解一下。

C先生天性豁达，说到：“康律师，我一直都把你当侄女看待，你放心，我给你说的案子你们肯定有兴趣，律师费我和那位老兄一起出，就当给你的嫁妆，哈哈。”

没想到他在看守所还有心情开玩笑，不过他说的案子我和任主任倒是都来了兴趣。

“好啊，我提前谢谢您，你说说看是什么案子？”

“我这位S老兄，一审、二审都判了死刑，但是我感觉他不是特别坏的人，就是人有点傻，容易被利用。他现在已经在做死刑复核了，如果没有律师帮忙，我怕他小命难保。”

两次审判都是死刑，这肯定不是小案子，我们赶紧追问：“他是什么罪名呢？”

“贩毒。”

我和任主任对视了一眼，在国内，谁都知道对毒品犯罪的打击力度，这种二审都死刑的情况，恐怕很难有转折。

但是鉴于C先生对我们的信任，我们还是决定接下这个案子，毕竟当事人已无退路，再进一步只有死亡。

01.

从仓库管理员变成死刑毒贩

在C先生的引荐下，S某某将死刑复核的重任交给了我们，我们也顺利地在看守所与他会见。

他看上去确如C先生说的，是一位沉默憨厚的中年人，很难和凶残的毒贩形象联系到一起。他话不多，在我们的引导下，逐渐道明了事情原委。

他是初中文化，没怎么念过书，也没有固定工作，平日里就四处打工维生。

2016年夏天他在D市打工，一个叫Z某某的人找到了他，愿意出高价雇佣他做仓库管理员。

高兴之余他没有多问，跟着Z某某来到D市一个建材工业园区，Z某某看来很有实力，大手一挥直接租下了一整层厂房，但用的却是S某某的名义。

S某某没有多想，在之后陆续做着库管、木工、水电和各类杂活，偶尔也当司机运运货。

过了一段时间，S某某了解到原来Z某某上面还有一个老板，Z某某总客客气气地叫他“M叔”，神神秘秘的，S某某从来没见过他。

2016年11月某天，Z某某神色紧张地接了M叔的电话，随后告诉S某某，有几批重要的货物要运送。之后两个月内，S某某陆续将69包货品分三次运到仓库，然后在Z某某的指挥下更换了包装，随后就没了动静。

虽然Z某某给S某某按时发了报酬，但转头总是让他先把钱拿去垫付仓库房租水电费等，虽然很不爽，但S某某也没办法，毕竟别人才是老板。

2017年1月17日，Z某某没来仓库，而是打来电话，让S某某把之前运送的那批货物用锡纸包好，藏到货柜的夹层里。两天后，Z某某又让S某某叫来吊车，把货柜直接吊出仓库，送到另一个工业区的拖车上。

▲ 货柜夹层（示意网图）

2017年1月20日，这辆拖车在通过海关时被公安机关拦截，当场查获货柜内藏匿的货物——整整69包，重达100余千克的甲基苯丙胺，也就是人们所熟知的“冰毒”。

2017年4月19日，Z某某，S某某两人相继被捕，2018年5月17日一审两人均被判死刑，上诉后于2019年6月13日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两人的死刑进入复核阶段。

02.

「工具人」还是「替死鬼」？

案情已经清楚，但要说能否在复核阶段争取到改判，谁都心里没底。毕竟在我国，毒品类犯罪一直都是非常严厉而敏感的，且这个案子人证物证齐全，两个嫌疑人都已供认不讳。

在前往省高院阅卷之后，我与任忠孙主任回到所里立即展开讨论，同时忠赢团队周洪律师、黄超群律师也加入讨论组，群策群力寻找案子的辩点，制定辩护方案。

根据案卷所显示，这起运输毒品案的两名被告，同案Z某某被认定为指挥者，当事人S某某被认定为实行者，当场查获的冰毒重达100公斤，远超刑法中死刑标准；如果两人都被认定为主犯，那么都被判处执行死刑是板上钉钉。

但如果回到案件发生缘由、过程和细节中，不难发现，其实有多处疑问可以对死刑判决进行质疑。S某某在案件中的真实作用和是否知情成为关键。

而就在二审结束时，Z某某口中的M叔仍然潜逃尚未归案，作为明显的主谋还未受到法律惩戒，而作为「工具人」的当事人却要判处死刑，这岂不是做了「替死鬼」？

沿着这样的思路拓展，我们继续发散思维，完善方案。虽然死刑复核没有明确的审核时限，但现在每一点时间的流逝，都意味着当事人都会离死亡更进一步。

2020年秋，做好准备的我们跨越大半个中国，前往北京最高院约见了本案承办法官，做进一步的辩护和沟通。

03.

四个疑问

在辩护方案中，我们主要用四个疑问点来对死刑判决进行质疑。

疑问一：从法益侵害角度，运输毒品的犯罪链条上，这两个人真的是主犯吗？

纵观全案证据可知，在本起走私、运输毒品案件中，M叔雇佣Z某某负责D市的运毒环节，Z某某再雇佣S某某处理具体劳务，两人都不是运输毒品的组织者和主导人员，又或毒品的所有者和出资者，故不宜被认定为主犯。

本案真正的主犯是M叔，不能因主犯在逃而将处于受雇运输环节的S某某提升到主犯的位置，这不符合事实，也不符合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

我们不能把组织、策划、主导、运输等环节割裂来看，要把整起犯罪事实的各个环节串成一个完整的链条，才能准确地判断各个涉案人员在整个犯罪链条中所起的作用。

疑问二：从共同犯罪人角度，两人在地位、作用上，没有主从之分吗？

S某某在犯罪链条中没有独立身份，除了接受Z某某指示，无权和其他人联系，只是「工具人」。而且，在Z某某联系S某某以前，Z某某就从上线那里拿到了自己及下线的报酬。

换言之，即便没有S某某，Z某某很可能也会想办法完成任务，S某某是可替代的。

疑问三：从主观恶性角度，S某某受指挥运输毒品和S某某自主实施运输毒品的行为，区分观察有何不同？

我们发现，从当时的受雇情况看，Z某某起初是以招仓库管理员的名义雇佣S某某的。半年间，S某某的主要工作也是各种Z某某安排的杂活，涉案的运输工作也是掺杂其中。

而且其领取报酬的时间跟运输毒品的时间也不匹配，距离第一次运毒4个月后的春节期间，他才拿到工资。此前，S某某领到的钱都代Z某某去交了房租等费用。

S某某也并非专门配合运毒，他按Z某某吩咐运输时，不排除他并不知道运输对象是毒品的可能。退一步讲，即便S某某按照吩咐做的运输工作在客观上确实推动了犯罪进展，但他在运送时没有任何戒备，甚至反而不利于促成犯罪完成。

疑问四：从程序合法的角度，本案的定罪证据等同于判处死刑、核准死刑的证据吗？

一审判决认为，侦查机关在查获并扣押的69包毒品中，随机抽取10包并从中提取检材做毒品定性及含量鉴定的做法，符合《办理毒品犯罪案件毒品提取、扣押、称量、取样和送检程序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提取规定》”）第二十五条的规定。

只是，对于“同一组”这个说法应当如何界定，该如何“分组”，应根据《提取规定》第六条规定。

对同一位置查获的两个以上包装的毒品，应当按照以下方法进行分组：

（一）毒品及包装物的外观特征一致，但犯罪嫌疑人供述非同一批次毒品的，根据犯罪嫌疑人供述的不同批次进行分组；

（二）毒品及包装物的外观特征一致，但犯罪嫌疑人辩称其中部分不是毒品或者不知是否为毒品的，对犯罪嫌疑人辩解的部分疑似毒品单独分组。”

而本案在鉴定时，并没有满足这些分组方法。因此，我们认为之前的鉴定结论，并不能作为核准死刑的证据。我们也恳请最高院结合我国的慎刑思想，能够对当事人S某某的死刑执行不予核准。

04.

怀着希望的漫长等待

沟通是顺利的，可后续却是漫长的等待。由于死刑复核没有明确的审限，我们只能定期向法院打听进展。一次又一次，我们都对结果抱着希望。

2022年，同案犯Z某某的律师被告知要联系家属。我们知道，通常这都意味着嫌疑人要与家人诀别了，同时也庆幸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接到通知。

2023年初，我突然接到中院打来电话，问我能否联系上S某某的家属，我心里一惊，难道努力最终还是白费了吗？可最终结果又迟迟未下来，我们始终保留了最后的希望。

5月中旬，我意外的收到了一封挂号信，字迹潦草而坚定。

“感谢康源弘律师为我的生命付出一切的努力。”

▲ 当事人手书的简短来信

短短几个字，让我振奋而欣喜，我立即给法院打去电话确认，果不其然，成功了！当事人已被成功的改判为死缓。

▲ 拯救当事人生命的判决

之后我与任主任再次和S某某会见，一向沉默的他露出了笑容，说到：“我从2018年被判处死刑，这么多年了，每天都在煎熬中度过。

我之前知道还有一丁点的生的希望，但我也做好了离开这个世界的心理准备。现在，我终于能够活下去，去悔过，重新做人。谢谢你们，谢谢……”

是啊，人最宝贵的是生命，没有人的生命不值得拯救，就算是嫌疑人也是如此。只有经历过生死，才会明白活着多么可贵，才会更加珍惜当下，悔过重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