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 | 杨杏佛与赵志道的婚姻悲喜剧

杨杏佛先生是中国近代知名爱国民主人士，曾任孙中山秘书并追随其北上，被誉为宋庆龄“最信任的同志”。1933年，杨杏佛在上海遭国民党特务组织暗杀，轰动中国各界。而说到他与妻子赵志道的婚姻感情，却是那样动人、曲折，这一切，还得从百年前的那场辛亥革命说起……

在美国，两颗青年学子的心跳在了一起

杨杏佛之子杨小佛先生曾说过：“如果没有百年前的那场辛亥革命，我父亲杨杏佛和母亲赵志道是无论如何也不会走到一起的，更无缘结成夫妻。”的确如此。他们两家原本不认识，家境更是相差悬殊，可以说有霄壤之别。

杨杏佛是江西清江人，父亲杨永昌只当过扬州和杭州的典狱吏，官小人微，常受人欺；家中人口多，收入少，日子过得紧巴巴的。而赵志道则是江苏常州人，其父赵凤昌(字竹君)熟谙官场之道，深得晚清南洋大臣、湖广总督张之洞的信任，时有“两广总督张之洞，一品夫人赵竹君”之说。赵时任张的机要文案(相当于机要秘书)，位高权重，收入颇丰，家境很好，即使后来赵凤昌被慈禧太后革职，着令回籍，张之洞仍与他关系密切。还特地为他向盛宣怀讨了一个武昌电报局的挂名差使，并派他到上海专门办理通讯、运输业务，实如今日的外省驻沪办事处主任。赵凤昌来沪后，即在租界里购地造洋房，过起更加优裕的生活。赵凤昌膝下一子二女，尤其喜欢小女儿赵志道，视如掌上明珠。

按常理，这样两个家庭的青年男女，是不太可能走到一起的。然而，1911年10月10日爆发的辛亥革命，却为他俩创造了缔结一段宝贵姻缘的机遇，

杨杏佛1907年就孤身一人来到上海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入上海吴淞中国公学读书，受到孙中山革命思想的影响，于1910年秘密加入同盟会。翌年辛亥革命刚爆发，他就弃学奔赴武昌，参加战斗。

1912年1月，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杨杏佛任总统府秘书处收发组组长，本想一展才华，可袁世凯凭借手中武力，压迫革命党。经“南北议和”，孙中山辞去大总统，袁世凯窃得总统宝座。杨杏佛等一批青年革命党人，不愿北上到袁世凯的政府中为官，孙中山就派他们作为“稽勋”(即核查后的对革命有功的政府工作人员到外国留学享受政府资助)留学生到美国去留学。

杨杏佛（右）与赵志道（中）在美留学期间的合影，左为好友任鸿隽

他1916年毕业于纽约州伊卡城康乃尔大学后，又考入哈佛大学商学院，攻读工商管理和经济学等。也就是在留学期间，他遇见了同在美国留学的赵志道。1911年赵志道在上海中西女塾念书，听到武昌起义的消息，当天，她就与几个进步同学秘密报名参加了由张竹君医师领导的救护队，连夜乘船赶赴武汉，其父赵风昌知道后，非但不阻挠，反而赶到码头，登上轮船，送上衣物，鼓励女儿奔赴前线。遗憾的是，当他们赶到武汉时，战事已停。她和同学们只得返回上海。而中西女塾却将他们开除了，理由是“擅离学校，无故旷课”。赵志道生性孤傲，脾气倔强，回到家中，就求父亲送她去美国留学。父亲同意了她的要求。1912年，她乘船来到美国入孟河女子学院就读。

杨、赵两人是在中国留学生聚会上认识的。杨杏佛、任鸿隽等稽勋留学生，创办中国科学社，办《科学》杂志，经常举办中国留学生聚会，探讨救国救民的真理。赵志道和女同学陈衡哲就常应邀参加这些聚会。久而久之，男女青年之间，就擦出了爱情的火花。杨杏佛觉得，像赵志道这样官宦人家的小姐，能奔赴武汉，参加武昌起义，是非常了不起的；赵志道则认为，杨杏佛虽然比自己年轻四岁，但是他有政治远见，富于献身精神，18岁就投身辛亥革命，得到孙中山先生的信任。就这样，两人互慕，于1916年相恋了。1916年9月4日，杨杏佛在给赵志道的信中开头就写道：“昨日甫上一缄，复书未至复有此书，女士必厌其烦，实则提笔时亦自笑其无谓，然心中似有物不吐之则不快……”这句话，把杨杏佛思念赵志道的急切心情表露得一览无余。

除了通信，每个礼拜天的约会，更是他俩所日日期盼的。杨杏佛总是在礼拜天的清晨悄悄起床，乘火车赶到赵志道的校园去。两人或在校园中散步，或在学校附近的小镇上喝咖啡，卿卿我我，流连忘返。往往一天很快就过去了，两人竟然毫不知觉，只恨时间走得太快，总觉得还有许多话未说，无奈明天要上课，只得连夜乘火车赶回学校。

杨杏佛热烈的爱国情怀，尤其是他为了实现自己的报国宏愿，忘我的工作，使赵志道十分敬佩。她觉得，杨杏佛不是一个空头政治家，而是一个不怕困难，勇于任事，勤奋工作的实干家。杨杏佛炽热的爱国情怀感染了她，两颗年轻的心终于跳在了一起。爱情的圣火，烧毁了一切世俗杂念，没有了门户的偏见，也没有了女大男小的障碍。他们真诚地相爱了。爱得那样热烈，那样沉醉。

1918年秋，他们在回国前秘密地结婚了。没有家人的祝福，没有隆重的婚礼，但他们却觉得很浪漫，很幸福。

猜疑，葬送了一段美满姻缘

1918年12月初，杨杏佛夫妇学成归国了，回到上海的第一件事，就是补办了一个新式婚礼。那天，在上海著名的大东旅社里，彩灯高挂，宾客如云。主婚人是双方父母，证婚人是黄炎培先生。当晚，婚礼结束后，杨杏佛和赵志道就住进大东旅社，开始了蜜月之旅。

蜜月一过去，杨杏佛经友人介绍到一家外资银行去面试。但他见不得华员对洋人点头哈腰的样子，还未等面试，便拂袖而去了。岳父赵凤昌倒也理解他，劝他到中国企业去工作。不久，汉冶萍公司聘请他到汉阳铁厂会计处任成本科长。

杨杏佛携妻赴汉阳上任后不久，赵志道便有了第一个孩子。他们欣喜若狂，为儿子取名“阿旅”(意在旅途中出生，后儿子上小学时取名小佛)，此刻的杨杏佛，一人的收入已足够养家。赵志道则在家精心哺育孩子。一家三口，其乐融融。然而，汉阳的政治空气实在是太沉闷了，杨杏佛看不惯厂方压迫工人的各种卑劣伎俩。1919年5月，北京爆发了“五四”运动，杨杏佛呼吁武汉的欧美同学会成员上街游行，声援北京学生，却遭到拒绝，理由竟是害怕遭到军阀镇压。他对此极为愤慨，并于1919年8月，辞职后赴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后改为东南大学)任教。

杨杏佛一家三口来到南京后，租住在南京石板桥2号。虽然没有自来水、电灯、煤气，但房子倒很宽敞，还有前后花园，阿旅可在花园中玩耍，捕捉各种昆虫。租金也便宜，月租金仅几元钱。当时，杨杏佛的教授月薪200元，日子过得还是蛮宽裕的。

然而，好日子过没多久，家庭矛盾逐渐产生了。杨杏佛是家中长子，也是孝子。此刻的杭州家中，父亲已去世，留下老母亲孤苦伶仃在家中度日。杨杏佛便将母亲接来南京家中，安度晚年。同时，还将六妹接来帮助赵志道照顾孩子，料理家务。

可是，杨杏佛没有顾及到妻子的感受。赵志道从小娇生惯养，性格直率，脾气急躁，心直口快，又不善持家。她哪里听得进婆婆和小姑的意见？于是，婆媳、姑嫂间不断发生争吵，闹得杨杏佛两面劝架，两面受气，成了一块“三夹板”。有几次，杨母心疼儿子，也为了避免矛盾，便离家出走，到尼姑庵去修行。杨杏佛知道后，便与妻子大吵了一场，认为是她逼走了母亲，并立刻将母亲接回来。赵志道则一气之下，带着儿子回到上海生母处居住。杨杏佛只得在周末乘火车赶到上海，陪他们母子俩住几天，待好话说尽，赵志道气消之后，再把他们母子接回南京。当时，杨杏佛曾在赵志道的一帧相片上，题写了“女拿破仑像”，这很能反映出杨杏佛心中的无奈。

这样的生活，人累，也费钱。虽说杨杏佛月薪200元，但经不起赵志道经常带着孩子往上海跑，两头开销，花费成倍增加，孩子又常生病，看病又要花钱，再加上学校里常常薪水发不足，时常还搞捐薪建楼等摊派活动，弄得杨杏佛常常捉襟见肘，入不敷出。因此，夫妇俩也常为了钱不够用吵架。有时，他俩的同学、朋友也劝赵志道出去工作，不妨当个中学教师，这样既可与婆婆、小姑少些矛盾，同时也可以挣点薪水贴补家用。可是，赵志道始终以自己个性太强，脾气不好，与别人相处不好为由，拒绝出去工作。

这样吵闹的生活，也逐渐传到学校里的一些师生中间。有一个常到杨杏佛家来请教的学生竟以杨教授家的矛盾为主要内容，创作了一部题为《灰色眼镜》的小说，很快在校园中传播开来，令杨杏佛很是尴尬。

假如杨杏佛夫妇的矛盾，仅仅是由于婆媳、姑嫂之间的摩擦或是经济的拮据所引起，还不至于走到婚姻的尽头。要命的是，赵志道多年待在家里，不愿接触社会，视野日渐狭窄，心胸也越发狭隘起来。尤其是1924年，杨杏佛离开东南大学，举家迁至上海后，与妻儿独居在霞飞坊5号，家务全由能干的女佣范妈打理，她更是无所事事了。

杨杏佛却恰恰相反，离开南京后，他担任了孙中山的秘书，日夜忙碌，顾不上回家。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后，他又忙于治丧事宜，更是难得回家。之后，他担任孙中山先生的丧事筹备处主任干事，主持筹建中山陵；后又应邀担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协助院长蔡元培先生处理大量具体事务；最为难能可贵的是，他还与宋庆龄、蔡元培、鲁迅、史沫特莱等人一起成立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专事营救被捕的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曾成功地营救了廖承志等人。这一切，使得30多岁的杨杏佛成为当时的风云人物，得到中共及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

杨杏佛与鲁迅先生合影

按理说赵志道作为妻子，对杨杏佛的成功应感到由衷地高兴和自豪，可是，她却产生了一种可怕的猜疑心理。这种“猜疑”，源于她对丈夫不信任和妒忌。

她是很爱丈夫的，但她毕竟比丈夫大四岁，生过几个孩子的母亲，已不年轻，又长期在家，所以，有时会产生一种恐惧心理，担心丈夫的成功和社会地位会引起某些异性的倾慕与追逐，担心丈夫会经不起诱惑，弃她而去。于是，她开始注意丈夫的行踪，与什么人在一起开会，外出活动。丈夫回来后，她总是刨根问底，盘问丈夫与某某女士是否约好一起去的。有没有“出轨”行为等等，弄得杨杏佛异常烦恼，有时忍不住就会与她大吵一顿。

大约在1930年4月底，杨杏佛应邀到浙江莫干山参加一条公路的开通典礼，与会的有浙江省、局官员，还有一对名人夫妇，是杨杏佛赵志道的老朋友。赵志道看了报纸上的新闻报道和图片后，对着丈夫大发脾气，怀疑杨杏佛与那位夫人约好了一起去莫干山。这自然是无中生有，冤枉好人。杨杏佛竭力申辩，继之发生争吵，最后，赵志道拎起提包，甩门而出。杨杏佛则连夜找遍上海各大饭店，最后在沧州饭店找到了她，好言劝她回家，她就是不愿回家，还说她已付了一月的房钱定金，要住满一月，消了气，再回家。杨杏佛只得由她去了。那些日子，杨杏佛每天在沧州饭店看望了赵志道母子后，就坐在饭店大堂里与朋友们商议国家大事。

杨杏佛的这种忍让、宽容，并没有使妻子消除掉猜疑的心理，反而是愈演愈烈，甚至还猜疑起孙夫人宋庆龄，这就使杨杏佛忍无可忍了。他非常敬仰孙中山先生，同时也非常敬佩宋庆龄的伟大人格和高尚品德。宋庆龄则非常欣赏杨杏佛坚持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和忘我的工作精神。宋庆龄认为，杨杏佛是一位值得信赖的战友。因此，当赵志道无中生有，捕风捉影地猜疑宋庆龄时，自然会引起杨杏佛的愤怒。遗憾的是，即使这样，赵志道依然我行我素，一意孤行。她甚至趁丈夫到南京中央研究院总部工作期间，花钱请锁匠配了钥匙，到设在上海的中央研究院出品部国际交换处，去打开丈夫办公室的抽屉，将寄给杨杏佛的信件全部拿走，其中就有好几封宋庆龄从德国写给杨杏佛的信。

她在宋庆龄的信中看到了什么呢？原来宋庆龄在信中谈的大多是如何维护和继承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如何反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等革命工作，还谈到在德国治病休养的情况。让她始料未及的是，宋庆龄在1928年8月21日的信中，还希望杨杏佛“将全家带到德国来，首先因为可从德国的政治和经济中学到许多适合于中国建设的东西，其次这里是生活费最低的国家，德国人民对外国人非常民主和友好”。她还在宋庆龄1929年11月26日的信中看到：“希望你和杨夫人一起到欧洲来帮助我”，“在欧洲设立一家中国新闻机构”。赵志道在信中看到了宋庆龄坦荡的胸怀和高贵品格，终于在心中驱除了对宋庆龄的猜疑。然而，由此流传到社会上的猜测和流言却一直困扰着杨杏佛。

再说赵志道虽然排除了对宋庆龄的猜疑，但她对丈夫仍然无端猜疑，依然不顾场合地胡乱指责杨杏佛与其他女人有染，闹得杨杏佛下不了台，令周围朋友十分尴尬。

终于有一天，杨杏佛在遭受妻子又一次的无端猜疑和激烈争吵之后，愤怒地写了一篇《不自由毋宁死》的宣言，发表在《申报》上，表明了自己与赵志道离婚的态度。紧接着，就委托吴经熊律师帮助他们办理离婚协议。

吴经熊律师是他俩的好朋友，对他们的婚姻状况非常清楚，对杨杏佛充满了同情。他决心帮助杨杏佛摆脱这桩痛苦的婚姻。他第一次约赵志道谈话时，赵志道颇感意外，她认为，哪家夫妻不吵架？她与杨杏佛已做了整整13年的夫妻了，先后生了四个孩子(其间两个女儿夭折)，怎么能说离就离呢？她表示坚决不离婚。

吴经熊是个很有经验的律师，他摸透了赵志道的好胜心理。第二次，同她谈话时，采用了“激将法”，他以同情的口吻说道，任何夫妻离婚后，女方在独立生活时，经济收入和生活条件必会大受影响，因此，他很同情赵志道不愿离婚的想法。赵志道果然中计，听了此话，立刻气愤异常，说：“我倒不信，离婚后的经济收入和生活会出问题。我从来就不做男人的寄生虫，离就离吧!”

吴经熊见赵志道同意离婚了，不免产生同情之心，转而尽力为赵志道及其孩子日后的生活谋划好。他要保证她们母子三人的生活，不低于原来的水平。经吴经熊两头奔波，最终协议离婚的条件如下：1、杨杏佛迁出分居，但继续来往关心；2、杨杏佛的工资半数归赵志道；3、霞飞坊5号(当时杨家住宅)房租、水、电、电话等账单一律由杨杏佛支付；4、万兴食品店、公泰水果行、美丰牛肉店的凭折取货的结账单由杨杏佛支付。

杨杏佛是个有情有义的人，对此离婚协议自然没有意见。大约是在1931年3月，杨杏佛离开了家，暂时住在亚尔培路(今陕西南路)331号中央研究院出品部国际交换处的办公室里。

为了爱，她冒险保存了杨杏佛的许多珍贵文札

杨杏佛是个重然诺的人。离婚后，差不多每个星期日都到霞飞坊5号来看望两个儿子和赵志道。有时，还带长子小佛外出访友，或到公园游玩，并且按时奉上半个月的工资，支付母子三人的各种开支。两个人相见，倒反而像好朋友一样，没有埋怨，没有猜疑，也没有架好吵了。

不过，这种平静祥和的日子维持了只有两年多，杨杏佛就遭到了国民党特务的暗杀。

听到杨杏佛被暗杀的噩耗后，赵志道惊呆了，失声痛哭。

6月20日，杨杏佛的大殓在胶州路万国殡仪馆举行。鲁迅先生冒着危险前来参加，其他的亲友同事共有百余人送了挽联和花圈，其中赵志道的挽联颇为醒目，联曰：

当群狙而立，击扑竞以丧君，一瞑有余愁，乱沮何时，国亡无日

顾二雏在前，鞠养犹须责我，千回思往事，生离饮恨，死别吞声

挽联意含悲愤，既讽国事，又涉私情，对仗工整，情真意切，表达了她对杨杏佛的一片深情。

杨杏佛被害后，原本由他每月提供的一半工资没有了，食品店的每月账单和房租、水、电、电话等费用也无人支付了。赵志道可是个要强的女人，很快就找到了赚钱的门道，在好朋友徐荷君(徐讦之父，时任中央银行监事会秘书，解放后任浙江省图书馆馆长)和严诚德(时任中一信托公司总经理)的帮助下，开始买卖公债，抱定“不赚不抛”的原则，每月盈利有近千元法币。一段时间下来，她竟然在江湾附近的市光路买下了一幢小洋房，同时，还买了一辆福特小轿车，日子过得比过去更宽裕。

杨杏佛怀抱幼年杨小佛与家人合影

好景不长。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其时，赵志道带着小儿子在青岛避暑，仅留小佛一人在家。不久，她家小洋房即被夷为平地。好在小佛及时逃到租界内的外公家，才幸免于难。

不久，中国军队西撤，租界沦为“孤岛”。当赵志道携幼子回沪后，只能在租界里租房居住。可是房租疯涨，公债已不能再炒，赵志道断了赚钱渠道，只能租较便宜的房子住。几次租房，几次搬迁，最后，租下了法租界广元路18号房子。后又因生活拮据，将底楼两间房出租，以补家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进占租界，市民排队领米票购买户口米，每日只够煮粥吃。赵志道真正尝到了日子的艰难。但是她不求人，独自将两个孩子抚养成人，要让杨杏佛在天之灵得到安息，因此，艰难困苦一直伴随她到最后。

最令人感动的是，赵志道虽然与杨杏佛离了婚，但她却一直保存着杨杏佛的许多珍贵文札。其中有杨杏佛写给她的信，还有宋庆龄、任鸿隽、王芸生、竺可桢、胡适、赵元任、徐志摩、吴稚晖、谭延闿等社会名流写给杨杏佛的信，此外，还有杨杏佛的部分诗词、日记和文章手稿。她将这些珍贵文札，最先是存放在霞飞坊5号，后来藏于市光路小洋房里。

“八·一三”抗战爆发后，赵志道又将这些文札转移到安全的地方珍藏起来。直到“文革”过后，这些文札一直被赵志道藏在广元路的住宅里，奇迹般地保存至今。

1976年7月9日，赵志道病逝。杨小佛兄弟俩遵照母命简办了丧事，并继承了她保存下来的这份珍贵遗产——父亲杨杏佛生前的文札。这批文札已于2008年由宋庆龄陵园管理处编成《啼痕——杨杏佛遗迹录》一书，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同时，他们从中也感受到了母亲浸透在这些文札中的那份深沉、真挚而又动人的爱情。

来源：各界杂志2022年第5期

作者：葛昆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