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受到一次危险的、涉及范围广泛的社会动荡变化影响后，霍腾西乌斯（分别于罗马465年和468年即前289年和前286年在位）制定了一部法律，从而结束了这次长达200年之久的冲突。这部法律规定：平民大会制定的法令和全民大会制定的法令完全处于平等地位，而之前法律规定它们的平等是有条件的。此后国内形势发生巨变，那些之前完全掌有投票权的公民，不再参与对于全体公民都有约束力的投票了。

至此，罗马氏族与平民之间的斗争大体结束了。贵族们曾经享有的无数特权中，只有一个执政官职位和一个审查官职位保留了下来，而保民官、平民市政官、第二执政官和第二审查官的职务，都被法律剥夺了，而且他们都不允许参加平民投票（此时平民投票和全体公民投票在法律上享有平等的地位）。

贵族们曾经进行了长期顽强的抵抗，但他们的特权却一个个被剥夺了，这对他们是一种惩罚。不过罗马贵族不会就此消失，因为他们还拥有贵族头衔。贵族的重要性和权力逐渐减小，而其贵族精神却更加纯粹和狭隘。罗马贵族的气概一直坚持了数百年之久，他们仍坚定地希望能把“执政官之位从肮脏的平民手里夺过来”，但最后终于不情愿地意识到这是不可能的，虽然如此，他们还是决不放弃那种粗鲁、令人生厌的高傲。

要想正确了解罗马5、6世纪的罗马历史，我们决不能忽略这种令人生气的贵族派头，事实上，这种派头只能激怒自己、激怒他人，但是就这一点他们也发扬光大到了极致。敖谷尔尼安法通过几年后，就发生了一个这样的例子。一个贵族妇女嫁给了一个曾经就任国家最高执政人的平民，因此她被逐出了贵族妇女的圈子，并且不能参加贞节女神的庆典。因为这个原因，贵族和平民此后就各奉一个贞节女神。

不用说，贵族的这种做法没有多大用处，并且有见识的贵族会尽量敬而远之，但是它给贵族和平民双方心里都留下了阴影。尽管平民反对氏族是出于道德上的需要，但他们一再试图延长这种冲突——胜负已决后争夺后方的无谓争斗以及关于等级和地位的无休止的吵闹——这都引起了公众的厌烦，让罗马人民的生活受到不必要的打扰。

社会危机以及解決社会危机的尝试

平民两派于罗马387年即前367年所达成的妥协之一，即废除贵族阶级，在很多主要方面均已完成。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这种妥协所要达到的积极目标完成了多少？国家的新秩序是否真正解决了社会问题，实现了社会上的平等？

这两个问题密切相连，因为，如果经济困境拖垮了中产阶级，把平民阶级分化成少数富人和广大苦难的无产阶级，那么这种状况会阻碍公民平等，从而在实际上导致共和国的灭亡。所以，中产阶级尤其是农民的保存和壮大，对每一个爱国的罗马权力家来说，都不仅是一个重要问题，而且是最重要的问题。不仅如此，平民最近新取得了管理国家行政机关的权力，而这主要归功于无产阶级这群饱受苦难、正期待别人帮助的人们，所以，只要借助国家行政机关措施能够解决农民的问题，平民们在政务治理上和道义上都有义务这么做。

里西尼安土地法

首先，我们考虑一下罗马387年即前367年有关这个问题的法律解决了多少真正的问题。这项致力于保护自由劳工的法律禁止用奴隶进行大规模农业生产，至少要为自由劳工提供一部分农田工作，但不用说，仅仅制定这条法律不可能实现它的目标。在这个问题上，如果没有一种影响深远的方式去撼动社会组织的基础，仅有立法作用不大。

另一方面，在公地问题上，立法者可能起到一定作用，但他们所做的还远远不够。公地的新安排允许人们把大批牛羊赶到公共牧场放牧，规定了人们占有未开辟成牧场的公地的最高限额，并承认富人对于公地产出占有大部分甚至大得不成比例的一部分，后来的法律规定，对于公地的使用权，虽然仍需缴纳什一税，但可随意撤销，这就等于承认了占田制的法律地位。

其可疑的地方在于，新法律既没有以强硬而有效的方式在牧场收入和什一税方面对现有且明显不适用的条款进行补充，也没有对公地占有法令做出彻底修改，更没有设立一个专门的部门去实施新法律。对于现存的已占的公地的分配，其拥有者占有大部分，没有财产的平民占有一部分，二者都有完全产权；将来取消占地制；设立一个对于将来获得土地有权立即进行分配的部门，很明显，以上三项都是形势所需，所以，如果这些综合措施没有人执行，其原因不可能是因为缺乏洞察力。

我们不能不想起，这些新安排都是由平民贵族所制定的，换句话说，就是这个阶级中一部分对于公地使用享有特权的人制定的措施，其中最主要的人物，盖乌斯·里西尼乌斯·斯托罗就是因为超过占地限额最先被罚的一个，所以我们不禁要问，立法者是否以崇高的责任感来完成自己的任务，还是相反，他们明知道关于公地的这些方法能造福平民，却故意不去作为呢？不过，里西尼安法确实让小农阶级和自由劳工受益很多，这一点不容置疑。不仅如此，还必须承认，在这部法律刚刚通过的时期，有关部门对于有关最高限额条例的监管还是比较严格的，并经常重金处罚那些放牧牛群过多或者占有公地超过限额的人。

税法、借贷法

这一时期，立法者在税收和借贷体系方面也做出了前所未有的努力，目的是要尽法律措施之所能，去弥补国家经济的不足之处。罗马397年即前357年，法律规定出售释放奴隶要按其身价征收5%的赋税，这是罗马真正加在富人身上的第一项赋税，但其缺点是不愿让被释放奴隶增加。

同样，立法者也努力去弥补信贷体系的不足，十二铜表法中的高利息贷法又得以重新实施，并且更加严格，这样，利率也逐渐由一年10%（罗马397年即前357年实施）降低到5%（罗马407年即前347年实施），然后在罗马412年即前342年，利息被彻底禁止。后面这条不明智的法律在形式上始终有效，但事实上是行不通的。此后通用的利率通常是月息1%，年息12%，这大概是那个时期法律允许的最高限额。以古代钱币的价值估算，大约相当于现代的5%或6%。

因为谋取高利率所发生的诉讼必被驳回，可以允许通过司法诉讼追回贷款，不仅如此，臭名昭著的高利息贷商经常被提起诉讼，并被部落大会宣判为重金罚款。更重要的是，波埃特里安法对债务诉讼程序进行了改革。一方面它允许债务人宣誓通过出让财产来获取自己的人身自由；另一方面，它取消了之前因借款未还而扣押抵债的条款，并规定除非有陪审团的判决，任何罗马公民都不得被带走为奴。

社会危机继续

很明显，以上措施可以在某些方面缓和社会危机，但它们不能根除现存的经济隐患，社会危机持续不断：罗马402年即前352年，国家任命银行委员会去规范信贷体系的各种关系，并整顿国库的预付款项；罗马407年即前347年，规定了分期付款事宜；最重要的是，罗马467年即前287年爆发了影响范围广泛的民乱，很多人因为无法偿付贷款，他们列队奔赴雅尼库鲁姆山，形势一度无法控制，后来由于外敌及时入侵，而且霍腾西乌斯法做出了让步，国家才重新赢得了和平。对于这些阻止中产阶级陷于贫困的认真尝试，虽然它们没有取得多大效果，但如果要横加指责的话，那就不公平了。

有人认为，使用局部且温和的手段去解决社会顽疾根本没有用处，因为它们只能解决部分问题，但这是一种荒唐的看法，卑鄙的人经常向单纯的人灌输，而且屡试不爽。与此相反，我们可以追问，那些邪恶的煽风点火者是否早就了解此事，那些激烈又危险的措施又是否真正需要，比如，从本金中除掉利息。

可惜我们无法从历史资料中了解真相，但是我们清晰地意识到不动产所有者这些中产阶级在经济上仍然处于非常危险的境地。掌权者也做出各种尝试，比如用禁令或者延期等方式来弥补这一点，不用说这一切都是徒劳。贵族统治阶级仍然无力控制自己的成员，因为每个人都在谋取自己的利益，所以他们无法使用解决中产阶级经济危机唯一有效的方式，那就是彻底废除公地占有制度，同时也无法阻止人们对国家行政机关的指责，批评国家行政机关把被压迫人民的痛苦变成自己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