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开二胎， “历史”的终结？｜封面重磅

本刊记者|卫毅 邓郁 发自北京

实习记者|张笑晨 邱苑婷 郑莹 关馨桥 陆莹

编辑|郑廷鑫

“迟早的事”

“历史”仿佛忽然终结了。二胎政策的出台，标志着已实行30多年的独生子女政策正式终结，这一改变早在杨支柱的预料之中。他的书桌有好几个抽屉，书桌下堆着一些纸盒子。拉出抽屉，打开储物盒子，里面还算整齐地堆着大大小小的物件：独生子女证、准生证、计划生育手册、计生委公章、避孕环、堕胎器械……

这些年，他从各种旧物网上淘来这些东西，前前后后已经花了几万元。“要不是实在放不下了，我还会买更多。像计生委的牌子啊、计生委的卡车啊，哎，没地方放。不然还得在上面扔几万块。”

他收集这些东西，是抱着今后办一家“生育博物馆”的想法。缺少距离感的当下，总有一天会变成遥远的历史。

杨支柱看着熟睡中的孩子。这个孩子的出生给他带来了快乐，同时也伴随着一连串的烦恼 PHOTOGRAPHED BY 姜晓明

杨支柱的家里，墙边贴满了儿童画，杨支柱骄傲地说，都是大女儿画的。大女儿喜欢画，也画得好。大女儿在一旁纠正说，有两张是妹妹的，马上跑过来指出。他挺惊讶的，似乎还不知道小女儿也画得不错了，虽然比起姐姐的还是稚嫩些。蓝色海浪，黄色沙滩，白色贝壳，被她们用蜡笔直接涂在了墙上。

5年前，本刊记者曾经造访杨支柱的家。他在屋子里展示了他的“卖身”告示。彼时，因为他生下了第二个女儿，海淀区计生委向他征收24万“社会抚养费”，他无力缴纳，只好决定把自己卖了。

当然，他现在还属于自己，并没有把自己卖出去。

采访过程中，两个小女孩时不时地轮流进来戏弄爸爸。小女儿倏地跑进来，扔出两个纸飞机，一个砸在爸爸腿上，哈哈哈地笑。

大女儿躲在爸爸身后，在他头上比了个V字手势，不知是想表达兔子还是“二”。

“得知全面放开二胎时是什么心情？”

“没什么心情，毕竟一直都有风声。”杨支柱说。

“关注计生问题的朋友们，有什么反应吗？”

“没什么反应，开放单独二胎后，全面放开是迟早的事情。”

5年前，身为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副教授的他因为超生被学校停职，于是“卖身交罚款”，以行为艺术的方式为众人所知。

几年前，杨支柱决定倡议成立兄弟姐妹节。2000年全国人口普查显示的总和生育率只有1.22，远低于发达国家2.1的世代更替水平。考虑到大约有20%的人（终生未婚、不愿生育、不能生育、孩子意外死亡不能再生）没有孩子，2000年人口普查1.22的总和生育率意味着当时中国学龄前儿童和低年级小学生只有大约1/3的人有兄弟姐妹，绝大部分儿童已经没有机会体验真正的兄弟姐妹关系。

杨支柱认为3月15日是一个合适的日子。2007年2月25日，叶廷芳等29位全国政协委员向全国政协提交要求停止独生子女政策的提案。后来叶廷芳又将该提案做成书面发言，使得该提案的内容得以在3月15日见报，引起巨大的社会反响。“叶廷芳提案”首次从人伦的角度要求停止独生子女政策，他认为，“人伦的缺失必然造成人性的变异。”

“人的感情分亲情、友情、爱情，而叔、伯、姨、舅、姑这是亚亲情。独生政策渐渐把大家庭的人伦关系取消掉了，从而也影响了社会人际关系。”叶廷芳说。

除了学校的事情，杨支柱的生活主体是上网和女儿。

小女儿披了一块白毛毯，从头到脚地把自己蒙在里面，飘进来又飘出去：“我是鬼……我是鬼……”

每次两个小鬼进来，本刊记者的注意力都不免被吸引过去。杨支柱却始终激情昂扬地说着话，坐视不理。

也许，他早就习惯了。就像我们已经习惯计划生育一样，当二胎政策突然放开，许多人反而有些不知所措。

“两个女儿，谁和你比较亲？”

“她们和妈妈亲。”

妻子陈虹一直在厨房客厅忙活，只在迎客、端茶、送客这几个关键节点才露面，说着得体又温柔的话。妻子依然是全职太太，承担着大多数的家务和养育孩子的劳作，尽管杨支柱依旧时常提起太太曾经供职外企、月收入高过自己的往昔。2008年，陈虹意外怀孕之后，就不再工作。

“当时其实也不是没想过办法逃避处罚，比如去香港生，或回老家躲起来生，然后带回来说是亲戚家的孩子。可是都放弃了，因为怕麻烦别人。”这是陈虹的想法。

藏妹儿

贺芷（化名）是北京一家文化企业的员工。从出生到13岁，她都是作为被藏起来的“隐身”，和乡下的外婆生活在一起。

她的家乡在南方的山区，地理位置偏僻加上没有可以带动经济的优势产业，社会文明与经济发达地区差距很大，传统家族文化以及重男轻女观念根深蒂固地存在于在当地人头脑中。“从小到大总能听到奶奶说，她只有一个儿子，别人会欺负她。”奶奶有9个孩子。

她小时候在农村城镇读书的那段时间里，周围朋友基本上没有人是独生子女，如果第一胎是女儿，那么毋庸置疑，一定会再生第二个孩子。

江西吉安，周金（右）与生母经常闹矛盾，王琼（左）经常要在他们之间充当传话筒和调解员。20年前，峡江女子严晓庆和丈夫王建华想要男丁，生了两个女孩后，第三胎仍是女孩，迫于无奈，只好将孩子引产，不料这个8个月大的女婴却顽强活了下来，几经周折，这个奄奄一息的孩子送给了王建华在农村的二妹，长大至今。王琼是严晓庆的二女儿，那个“死里逃生”的女孩就是周金，她的亲妹妹 PHOTOGRAPHED BY 梁莹菲

在当地农村，如果第一胎是女孩，那么间隔4年以上允许生育第二胎。她的母亲是农村户口，父亲是城市户口。姐姐出生5年后，妈妈怀上了她。

那里的人，生产前都会用B超去看怀的是男孩还是女孩，很多人看到是女孩就会打掉。“妈妈一看到B超里的图，就知道我是个女儿，但她舍不得把我打掉。”

贺芷的父亲是镇上的公务员，做过很多工作，包括抓计划生育。为了再生一个儿子，在贺芷出生之后，父母就决定把她藏起来。“周围亲戚都叫我‘藏妹儿’，”贺芷说，“大概是‘藏起来的女儿’的意思。”

她在奶奶家出生。姑姑住在离奶奶家大概一小时车程的地方。出生19天后，趁天还没亮，姑姑把她抱走了。爸妈对外声称，她是个没有活下来的孩子。

在姑姑家住了两个月，她又被送回奶奶家，后来就一直藏在那里。她特乖，从来不哭，所以没人知道家里有个小孩。

上小学的时候，家庭报告书需要填家长的名字，她有一个住得很遥远的大姑，每次她会在父母那一栏写那位大姑和他老公的名字。那个时候别人告诉她这样做，她就照着做了，也不知道为什么。

“有一次，我问奶奶，为什么我就没有爸爸妈妈呢？奶奶对我说，你就是在对面的粮仓那里从天上掉下来的，看到了之后我就马上跑过去，用那条蓝色围裙接住了你。”

奶奶用围裙的比喻描述得非常生动，加上小孩子根本不会想太多，她完全相信了奶奶的话。可是，慢慢地，奶奶和周围的大人开始告诉她，要叫那对来看她的叔叔阿姨为爸爸妈妈。“我一度对父母的身份感到非常疑惑，因为在我的成长中，他们没有树立起权威或者关爱的形象。”

“那时候，我对父母并没有期待和依赖，甚至有一点躲避和抗拒，每次他们来看我，我都会跑到同学家。觉得好烦——我跟你们又不熟。我不记得他们说过什么，但我记得，他们死命地搂我抱我亲我，让我觉得莫名其妙。对我来说，他们的出现打乱了我的正常生活，我感到害怕。”

她和奶奶住在乡下。爸妈住在镇上的家属楼，生活环境很好，有图书馆、饭堂、舞厅，还有很大的操场，旁边有漂亮的绿色池塘。“每次去看他们都像前往一个新鲜的世界，他们住的地方看起来和我住的环境那么不一样。”

在爸妈家吃饭的时候，她注意到，他们一人吃一个水煮蛋，或者是把好多蛋打在一起煎来吃。奶奶很会煎蛋，总是把蛋煎得像纸一样薄，这样每个人都能分到一点。“我就会问妈妈，为什么你们就可以两三个人吃那么多蛋，而我在奶奶家，我们就要那么多人分吃一个蛋？”鸡蛋让她感到了“不公平”。

与她相比，弟弟从小被爸妈带在身边照顾得比较好，从来都是穿着一件很帅的小西装，性格也很阳光，长得可爱，又很会唱歌，一唱歌所有人都会鼓掌。而她呢，用她的话来说，性格比较呆，不会很讨喜地向叔叔阿姨问好。

“我觉得自己从来都是在一个不属于自己的地方，也不会受到什么保护，有点委屈也不会产生想要找长辈的依赖感。我从小都不会撒娇，不会领会到类似于小女孩的那种‘爸爸我要吃什么’的感觉。”

小时候，她一直称呼父母家为“他们家”。小学五年级以前，奶奶每月都会带她去“他们家”看望父母。直到11岁那年，她才搬回了“他们家”。

在“他们家”，因为家里小孩多，矛盾也复杂，她有时觉得活在一个火药桶里，随时都要爆炸一下。“那个时候，其实心里是恨他们的，觉得他们搞得我的生活很糟糕。”

高中的时候，她离开家，去了市里最好的高中读书。所以，她跟父母真正相处只有5年的时间，而那5年的大部分时间是有敌意和隔阂的。

高中是寄宿高中，离家很远，爸妈每月会来学校看她。

“妈妈会带一个很大的行李袋，里边装了很多好吃的。有一次，分别的时候，我发现她好像哭了。但是，当我妈第一次在我面前表露出这样的内心情感的时候，我没有去回应她，安慰她别哭，我是避开，装作自己没看见。”

有一次，父亲来学校参加家长会。“我站在他身旁，突然发现他的头发好白，那是我第一次注意到他老了。”她写了一篇作文——《父亲头发白了》，还得了奖。

她考上了重点大学。对于一个小县城来讲，考上重点大学是很稀罕的事情。周围的人觉得，这家小孩子好厉害，来问她爸妈有什么诀窍。她爸爸就会挺自豪地说，我们也没有怎么鼓励她，只是不在家里组局打牌而已。

“随着年纪越来越大，我开始越来越理解他们。”贺芷说，“在政府上班，所以对于多生小孩这件事，爸爸的心情是很矛盾的。我妈常常说，就是因为你们几个小孩，你爸都不敢去争取往上爬。我爸确实也承担了很多，年轻时，他是很有抱负的，因为小孩，他事业不顺，也没有得到自己期许的，甚至有点被人瞧不起。这些对于一个男人来说是一个打击。”

现在回家，爸爸都要去车站接她。她注意到他头发又白了，苍老得不行。

贺芷刚刚结婚了。她弟弟第一次见到她男朋友的时候说，欢迎你加入我们的家庭。“我觉得挺高兴，他会给我带来很多家庭关系的润滑和能量。”

二胎政策出来后，贺芷的手机被刷屏了。“政策看上去只是一张纸上的东西。”她说，“没有了这个政策，我不敢说我今后的人生会不会更好。因为，人生即便不是这个问题也会有其他问题，大部分时候，我承认，人生其实是很无奈的。”

二胎试点

在贺芷出生的头一年，1985年，山西翼城成为二胎试点。梁中堂是提议者。

“当时为什么会选择人口方面做研究呢？”

“不是我自己选择的，是组织分配的。”梁中堂说。

梁中堂 受访者提供

1978年，梁中堂在山西省委党校当理论教员，教研室分配他做人口研究。1979年，他写了《对一胎化的质疑和同意》，文章遭到质疑和批评。“我觉得我讲的东西是浅显的道理和常识，和人争论，这样就放不下了。”

梁中堂回忆，1984年春节前几天，他患了重感冒，在病床上，萌发了给中央写信的想法，这封信最后被命名为《把计划生育工作建立在人口发展规律的基础上》。信中计算并分析了人口的年龄构成特征，提出采取晚婚晚育和延长生育二胎的办法，完全可以把人口控制在12亿左右的水平，从而建议放弃“一胎化”。

当然，这封信并没有到时任国家领导人的手中。当时在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政策研究处工作的张晓彤，和刚从美国东西方中心学习回来的马瀛通，在计生委的讨论中站到了梁中堂的一边。二人在梁的基础上撰写了《人口控制与人口政策中的若干问题》的报告，终于得到了最高领导的批示。

张晓彤接到批示后，请示了时任计生委分管政策研究办公厅主任梁济民，批示山西省计划生育委员会，同意由梁中堂在山西选择一、二个县试行“晚婚晚育加间隔”的生育办法。

得到消息后，梁中堂直接起草了政策的设计：最终确定了允许一对夫妇生两个孩子，但间隔必须延长到8-10年。若生两个孩子，第二个孩子必须推迟在妇女30-34岁时生育的规划。

在时任山西省副省长赵军的建议下，梁中堂选择了翼城。之前他对试点地的想法是，“经济文化上都要有代表性，是要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县；交通便利，来去方便一点；试点县的县委、县政府的干部工作能力强，人口状况的底子比较清楚，对试点有积极性；对我们不说假话和官话，能了解真实情况。”

翼城位于临汾市东南端，由侯马到晋东南的必经之地，山地、丘陵、平川兼而有之。到了翼城他就傻了眼，县长李殿臣听说要调查计划生育工作，并且涉及政策调整，嗫嚅而语：“可不敢去做什么调查，下面政策刚稳定，农民听说调查就乱了，让我们没法工作。”梁中堂对这些对话记得很清楚。副县长希望他能等着见了去开会的县委书记武伯琴再做决定。

武伯琴几天之后见到了梁中堂，没有听他介绍完，就立即表态说：“翼城县做这方面的试点，是为摸索中国式计划生育道路做贡献，我代表县委欢迎您选择翼城县做实验。”在武伯琴看来，这个试点就算是失败了也没关系，反正现在农村也都是生两个。梁中堂打消了疑虑，这个事情就这么定下来了。

翼城的试点一直坚持了下来，一直持续到现在，从2000年到2010年的10年间，中国人口增长率为5.84%，山西省为9.98%，而翼城县则为2.71%。

梁中堂当年以为这个翼城的试点可以推广出去，或者说把他的试点纳入1984年计生委搞的另外一套试点里去，后来才发现是不可能的。那套方案，主要是根据一个农村地域内的不同自然状况来决定生育政策。

他认为自己当年敢这么想，完全是未脱书生气的结果。“为什么翼城直到现在，一直得不到认可呢？就是书生想法。你就老想你自己的是好东西，你把它甩给人家。这是一种一厢情愿。”

二胎政策放开后，一个老领导打电话来祝贺他，说，“终于实践你的东西了。”他说，不是的，和我没关系，这是国家的。“但在他们印象里，就是你知识分子的东西被国家认可了。我那时候就是有这种想法，如果现在的话，我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也就没必要把自己一生的精力放到这上面，但那时候是这样一种认识。”

梁中堂当时觉得，这件事情做成了，就可以将二胎政策推广到全国。

后来，他从山西回到了上海。原因是：不想再过原来的生活了。和以前相比，“过去还有个行政职务嘛，不想要行政的事了，想早点过退休的生活。”

但这么多年来，他也一直关注着翼城的情况。

先行者

如果到购物网站上搜索叶廷芳的名字，搜出的多半是和德语文学相关的内容，包括那套被许多文学爱好者收藏的《卡夫卡全集》，就是由他主编的。

叶廷芳更多的是从软性的文化价值、精神生态角度探讨独生之弊。在他看来，人有两种自然，外在自然和内在自然。“须知，‘天’（人的内在世界也属于它的范畴）也是有灵性的。这个‘灵性’并不玄妙，它就是宇宙万物运行的固有规律，是不可随意触犯的，触犯了，就会受到惩罚。人类亿万年来一直与大自然共融于一体，共居于一个地球，本身就是大自然的一部分，向来是和谐无犯的。只是近几百年来，随着人的自我意识的觉醒和一系列科学技术的重大发现和发明，人很快自我膨胀成‘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一厢情愿地把大自然当作他可以任意掠夺和奴役的对象，因而成了‘自然的祸害，万物的杀手’。”

“比起我们对外在自然受到破坏的切肤之痛，我们对内在自然即‘精神生态’的自在性的认识则要迟钝得多，基本上还是个盲区。这突出表现在我国近三十年的独生子女政策到了应该全面检讨的时候。”

2007年3月15日，《南方都市报》刊登了一篇报道，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叶廷芳等29名全国政协委员联名提交提案，要求尽快停止独生子女条例的执行。

叶廷芳，PHOTOGRAPHED BY 姜晓明

如叶廷芳等所言，计划生育政策虽然有效控制了人口数量，提高了国民的人均福利，但独生子女政策的负面影响也很大并且日益凸显。

独生子女不得不比非独生子女承载更重的负担，小时候是父母望子成龙的重负，中年以后是照顾老人的重担。“叶廷芳提案”既提到了独生子女个人的养老负担，也提到了整个社会的人口老化问题。提案中提到，我国“现在60岁以上的老龄人口达1.44亿，占总人口的11%，超过了国际公认的标准”。这些年来，许多地方出现“民工荒”，也表明我国的老龄化时代已经到来。据人口学家预测，目前中国的结构性“民工荒”到2010年左右开始化为总量性的“民工荒”，近三十年来为中国经济建设做出巨大贡献的“人口红利”和“人口负债”届时就要枯竭。2035年以后过度的人口老化，则可能让中国脆弱的社会保障体系崩溃。

2007年初，何亚福、阿蚌、防风、王鑫海、杨支柱等发起人在互联网上发布了《放开二胎倡议书》并征集签名。

《放开二胎倡议书》认为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人口增长过猛的情形下实行计划生育虽然控制了人口增长，但限制了父母的生育自由并导致了公民生育权利的不平等。“一胎化”的过度推行导致严重的人口老化和性别比例失调，也妨碍着城乡人口素质的提高（城市儿童的心理素质和农村儿童的受教育程度）。

在《放开二胎倡议书》所历数的大量强制一胎的不良后果中，只有男女比例失调已经引起政府的高度注意。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指出，“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出生人口性别比为117，2003年抽样调查为119……到2020年，20岁至45岁男性将比女性多3000万人左右。”而根据《2006年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1996年至2005年出生婴儿的性别比达127。”民间有学者据此测算，2020年中国20岁至45岁的男性比女性多出4000万人。政府已经采取措施禁止孕检医师吐露婴儿性别，却仍然回避着导致人口性别比例失调的真正原因。不少省和自治区在农村实行第一胎是男孩则禁止生二胎、第一胎是女孩则允许生二胎的政策，这种性别歧视政策对重男轻女传统观念的强化，长期以来的强制计划生育对胎儿生命的漠视，还有此次不生男再无机会生男的恐惧，极大地刺激了利用现代医学技术进行的性别选择。在山西翼城、甘肃酒泉、河北承德等试点二胎政策的地区都发现出生人口性别比基本正常。比如2000年第五次普查出生性别比，全国0岁为117.8，而翼城为106.1，全国1-4岁为120.9，而翼城为102.7，全国5-9岁为115.5而翼城为101.5。因此，只有自然生育才能根本解决中国人口比例失调的问题。

何亚福当年的经历和杨支柱类似。他的第二个孩子出生后，计生委找他交社会抚养费，他拒绝了。他为此被关过一天。他从此开始和一胎政策“干上了”，他的许多时间都用来批判一胎政策。“我最核心的理念就是自主生育，一对夫妇生多少个孩子只能由他们自主决定，这是我的核心理念。”

叶廷芳记得很清楚，1970年，总理周恩来提出“一个不少两个正好”的口号；等到了80年代，“一胎政策”被写进了国策，中国的生育率一下子从5.0降到2.2。“就像那个小品《超生游击队》，想生的就偷着生，到处躲躲藏藏。”

1992年，有一次，叶廷芳与八九个作家共同乘面包车去敦煌。车上聊天时，他提出独生子女政策不好的话题，引起热烈讨论。有人觉得叶老是嫌中国人太少，但叶老认为这只是表面问题。于是照惯例分析了一番独生子女对精神生态、人文视角的弊端，对方听完沉默了。一个天津作家叫好，说，有道理。

“政策让很多人不去思考了，而觉醒的知识分子如果只知道为政策叫好，应该是为自己感到羞耻的一件事。”叶廷芳说，“要用自己的笔做出些真正对社会有好处的事情。这是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

2007年，是叶廷芳当政协委员的最后一年。“因为年龄已达到限制，不可能再连任，不愿提些不痛不痒的提案，要真正尽到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决定是时候浇一浇这块垒了。”

在人民大会堂开会的四五天内，开会前和会议间隙，叶廷芳便“厚着脸皮”，给人看自己的提案，并联合签字。“很多熟人一看标题就说，建议取消独生子女政策？这是基本国策啊，怎么能改这个？我说，你先看看我的理由再说。不少人看完就说，你说得有道理，我签。”

29人签名，叶廷芳觉得自己尽力了。

叶廷芳觉得，自己在人口方面，没有什么再继续呼吁的了，自己的使命已经完成。“人口方面的相关研究是人口学家的事情，自己主业还是文学。”

作为独生子女的父母

在叶廷芳看来，独生子女的娇气，是中华民族精神的弱化。只有一个孩子，父母天然地会把注意力放在这个孩子身上，溺爱几乎是不可避免的，怕磕着怕碰着。自己也只有一个女儿，明知道溺爱不好，但还是忍不住。要是多几个孩子，注意力分散了，可能就管不上这么多了。“现在独生子女自主生活能力差，好多家长陪读，上次看到报道，说孩子读大学90%都有家长送。我们当年自己背铺盖、提着网兜，坐慢车，到一站下车，再换下一辆，一路要换好多趟，走好些天才能到。我还是独臂，哪有人来送啊。”叶廷芳说，“不过我女儿还算好，孙子虽然也是独生，但他特别懂事，很懂得和人分享。”

叶廷芳的女儿在泰国怀上过二胎，但后来考虑到生孩子太辛苦、当时一个人在国外也没人帮忙带孩子，就没有要。“哎，还是有点娇气，我们那代人哪里会因为生孩子太辛苦把孩子打掉的。”他觉得有些遗憾。

手足情在家庭关系中是为孩子预演成人世界的互动规则。成人社会的谈判原则和妥协策略早在孩提时代就开始训练了，这是孩子成长的天然环境，也就是“原生态”。在这种自然生态环境中，兄弟姐妹之间不同性别、性格和性情必然会发生不同程度的摩擦、磨合乃至互相调济、圆融，有利于养成合群意识和集体意识；大龄儿童对低龄儿童还会起某种自发的启蒙作用。“在这样的天然乐园中兄弟姐妹们建立起了‘手足情’。一个人童年时期有没有这个经历是不一样的，这必然影响着一个人未来精神人格的形成。”叶廷芳说。

叶廷芳的外孙两岁多时，有一次在泰国机场候机，遇到一个4岁左右的黑人小女孩。两个小孩很快就熟起来，一起玩，在机场互相追啊闹啊，那个情景给他印象特别深。“外孙没有亲生的兄弟姐妹，就缺少这种同辈玩耍的环境，一旦有机会，就会特别开心。一个人孤单地长大还是会影响身心健康的。”

知乎网上曾有“为什么你想要孩子”的提问，北京一位事业单位的职员郑悠（化名）当时的回复是，“至今没想到不要孩子的理由。”

在她看来，孩子是很奇妙的物种。“刚出生时，一团带着香味儿、软乎乎的肉身，似乎不是你温暖TA，而是TA温暖了你。两三岁时，童真尚存，又会说话，能和你交流了，那种肢体和精神之间的connection，会时不时地给你感觉，真像个天使啊，真想这个时段能多延续下去。每天都像生命展开新的一页，让你有很多想要记录和书写，甚至分享（俗称‘晒娃’）。”

郑悠和老公是“双独”，但喜欢孩子这点，她也是很久以后才发现的。“十多岁的时候我还觉得孩子很烦人，常常戏弄邻居家刚会走路的小朋友。”

作为独生女，她从小并不觉得孤独，也不觉得自己娇气。但童年时的“无聊”感多半是有的。记得一到小学放寒暑假，父母要上班，一把铁锁就把她和外界隔绝。楼上的大哥哥常会弄个小桶，把他的图书、玩具什么的放在桶里，从他家阳台往下吊到她家阳台。那时家里的门钥匙是不能从里面把门打开的，她好像还尝试过把钥匙从（两扇门的）外面那扇门的栏杆缝里递出去给院子里的小朋友，请他们帮她打开，在外面玩上一会儿，再回家继续做“乖乖女”。

“如果那时我还有个兄弟姐妹，一切都会不同么？当然首先结果就是，我就不能在前几年有要二胎的可能性了——为此我曾当面感谢过老妈，她的遗憾（只有我一个）成就了今天我们的一家四口。每当有人说起‘你们有俩孩，挺好’的时候，我就觉得似乎不该只有我们这一小撮人来获得这样一个‘福利’，这本来就该是天赋人权啊——好在现在这个局面终于要打破了。”

曾经，她认为现在年轻人的抗压能力远远低于上几辈，整个社会也夸大了生养孩子所要承受的一切。“现在看来，尽管我仍然在磨砺自己，但那时显然还是低估了二胎所要面临的各种挑战。”

如果时光能够倒流，她希望自己能更早要孩子，比如28岁前后要第一胎，30岁前后要第二胎。可她从来不是个会提前规划的人。也许就像同事说的，“好像也没啥事能万事俱备的。”

有了孩子之后，随着种种冲突、矛盾，加上工作压力和家庭琐事的叠加，常常会让她在瞬间失去耐心，变成一个自己都不认识的人。记得有一次，因为儿子老要陪睡，她实在累得要瘫倒，便大喊了一声，泪流满面。“孩子多了，这些坏脾气会呈几何级数递增吗？想想，还好。有孩子，其实也是一个让你重新发现自己的过程。而且，别把自己当成个全能通才，偶尔也可以示弱，也要适当地对另一半、对孩子，表达出你的情绪，这也是我现在慢慢学到的。”

她在网上看到那篇《我为什么不要二胎》，里边的一点很被点赞者认同。“你想看书，想在家里看看电影或者英美剧？或者别的？全都只能after their bed time。有了老二之后，我们夫妻大概一起去电影院看过一两场电影？我老公倒是陪着孩子看了几十部动画片了。从前我那么喜欢去单向街、豆瓣之类的文艺沙龙，看看戏剧什么的，而今大概只有那种够得上‘百年一遇’级别的，才能让我在周末痛下决心，不和孩子在一起。”

有那么几个瞬间，她真的想过，如果没有孩子，也买张机票，就游山玩水去，想干嘛就干嘛。当然，只是刹那间的转念。

其实，放到足够长的历史之中，持续三十多年的独生子女政策和突然放开的二胎政策，远远看去，也就是刹那间的转念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