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典名著中，再没有一部巨著如金瓶梅这般，饱受争议。

尽管时下的主流文化，已将金瓶梅认定为世情文学的代表作，甚至将之作为红楼梦的源头，但围绕着金瓶梅中的部分片段，仍是争论不休。

这特殊的部分，便是金瓶梅中的性描写。

在当下的文坛，不乏将这些性描写视为伟大的评论家。在他们看来，性与生俱来，是所有哺乳动物的天性，扼杀不了、失传不了，直书“性”，是兰陵笑笑生的弥天大勇。

但也有评论家保持批评态度：性文化不能离开理性的界定，离开了，便是人类的坠落，明末性文化风行的历史已然证明：性是刮骨的钢刀、朽木的细菌，多少人毁在乱性上？多少国怀在滥欲上？

我并不反对对性文化的批评，不过，这些批评的锅，却不该金瓶梅背。金瓶梅并不是提倡性文化的书，相反，它提出了深层的思考：

人类生活中，性该如何定位？

不得不说，性是生命的张力，是社会活力的基础。

我们每日所经历的种种社会活动，都与性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撇开性谈世情，等于是无缘之木，抛开性探讨社会与生活，在文学的层面而言，是文学表达的自欺欺人。

健康地阅读金瓶梅，便要对文学表达中的性，有新的、更理性的认知。

概括地说有3点：

首先，“性”的背后是世情。

性虽是在动物性与生物性的驱使下发生，但却是文化所认可的各种态度和价值观的集中表现。

文学批评家有一个有趣的概念：“性的政治”。表面上看，金瓶梅的性描写是两个人的事儿，实际上，却是整个社会性别关系的缩影，而性别关系，又是社会关系的基石。

比如，在《金瓶梅》中，西门庆在他所有性行为中，都对女性有居高临下甚至虐戏的态度，这便包含了其作为社会人，尤其是一个成功的商人和官员的男性，占有并支配女性的权利意识。

再比如，西门庆与潘金莲、王六儿等出身低贱女人的性关系既是男女之“性”的，更是家庭主奴之间的，也是一种权力的投影。

更广的维度而言，这便是封建时代三纲五常所塑造的意识形态。两性之间的这种支配和被支配，已成为我们文化中最普及的意识形态，并毫不含糊地体现出了它根本的权力概念

其次，“性”的根部是人性

“性”，是人性格特质最极端表现。

这当然是人最本能的活动，却也是最能揭示人性格中最本质东西的途径。

《诗经·墙有茨》中写道：“中冓之言，不可道也。所可道也，言之丑也。”

“中冓”便是指性活动，而“言之丑也”，并不是在说难堪，而是在说幽暗隐秘。

从这句诗，我们可以知道，早在千年之前，古人便已经认识到，之行是日常生活中难以言说的，也因此，性描写在文学中担负了反映人生私秘世界的功用，如同裸体画是世俗之“丑”又是艺术之美。

从性入手，探索人性，金瓶梅并不是孤例。

在西方文学家的评析中，英国作家劳伦斯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一书，之所以列于世界名著，便是它那饱受争议的“性”描写，揭示出了人性隐秘的本质。

第三，“性”的深层是链接

性活动从来不是单独存在的，它是个体与社会的线索、是主观与客观的链接。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有这样一句话:

“中世纪是从具有性爱的萌芽的古代世界停止的时候开始的，即是从通奸开始的。”

这并不是哗众取宠的歪论，而是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两性伦理对社会的重新建构。

Love这个概念，最初并非指男女之情，而是指基督教的信徒对主的宗教之爱，恰恰是随着西方世界对性行为肯定，男女爱情的Love才走入主流价值体系。

比如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中，安娜是一位出轨的有妇之夫，但包括作者和读者，都是站在安娜的立场，对安娜投以悲悯和同情，而鲜有“不道德”的批评指摘。

这在中世纪之前是绝无可能的，正如金瓶梅在成书的明朝，遭到官方史无前例地批评封禁。

说白了，两性关系，是嫁接个体与社会的纽带，不同的两性关系，折射不同的社会形态。

金瓶梅的性描写，是无遗漏地对社会人生上上下下、方方面面描写的真切反映，也因而成了一部中国十六世纪两性生活与儒教“婚姻的镜子。”

即便当不上伟大，也当得起杰出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