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咨询中的性争议：“咨询师没有任何理由和来访者发生性关系”

中国心理学会的相关伦理守则明确规定，心理师不得与当前寻求专业服务者或其家庭成员发生任何形式的性或亲密关系。（视觉中国/图）

2023年9月16日，网友“冬妮”发帖称，自己于2014到2018年间，接受咨询师李松蔚心理咨询服务，四年期间多次遭到性侵、精神虐待及心理控制等。

9月25日，心理咨询师李松蔚做出公开回应，称网帖指控纯属诽谤，否认自己实施过上述行为，并表示愿意接受心理咨询伦理的监管，接受相关调查。

2007年，中国心理学会制定公布了《临床与咨询心理学工作伦理守则（第一版）》（下称《伦理守则》），被视为心理咨询行业的一份可靠规约；2018年，中国心理学会对第一版进行了修订。两版守则皆对咨访关系中的性或亲密关系做出了严格规定：心理师不得与当前寻求专业服务者或其家庭成员发生任何形式的性或亲密关系；心理师不得为有过性或亲密关系的来访者提供专业服务；咨访关系结束三年内，不得与寻求专业服务者或其家庭成员发生任何形式的性或亲密关系。

来访者与咨询师因不当亲密与性关系而陷入争议，在中国心理学界，并非首次出现。

2014年，心理咨询师王星波因与来访者发生不当性关系，被投诉至“中国心理学会临床与咨询心理学专业机构与专业人员注册系统伦理分委员会”，王星波当时是该注册系统的注册督导师。经过近半年的内外调查和当事人质证，该伦理分委会最终确认：王星波明确违背中国心理协会《伦理守则》，并被该注册系统除名。这是国内第一起被该注册系统公示的违反伦理案。

2018年，湖南心理咨询师罗登国，被长沙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定强制猥亵罪。该案终审判决文件显示，2017年5月起，被害人褚某因患抑郁症和双相情感障碍，在罗登国处寻求心理咨询服务5次。咨询过程中，罗登国主动和来访者谈起性相关的话题，并采用被褚某误认为心理治疗的方法，多次对被害人实施猥亵行为。

北京大学临床心理学博士、大儒心理创始人徐凯文是中国心理学会心理工作咨询师委员会委员、伦理工作组组长，2014年时任中国心理学会临床心理学注册工作委员会秘书长和伦理委员，曾作为王星波事件伦理工作小组成员参与调查。他也曾作为组员参与了《伦理守则》第二版的修订。

根据多次伦理事件的处理经验，徐凯文总结了心理工作中性与亲密争议可能的五种情形，并分别提出处理方向：一、咨询师确实实施性侵行为，属刑事问题，应走司法途径；二、咨询中存在不当性关系，属伦理问题，中国心理学会等专业协会需处理；三、咨询中产生了性移情，即来访者和咨询师之间产生情感反应，属临床议题，咨询师可与督导讨论；四、来访者有钟情妄想，可能有精神疾病，需要精神医疗帮助；五、诬告，属于法律问题。

对于李松蔚事件，徐凯文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在事实尚未明确前，他不对该事件做出评价。

2023年9月底，围绕咨询中可能存在的伦理不当和性侵害情形，徐凯文接受了南方周末记者的专访。

南方周末：2014年的王星波事件是国内第一起被“注册系统”公示的咨询师与来访者不当性关系伦理投诉案，你当时作为伦理工作小组的成员，具体做了哪些工作？

徐凯文：来访者提出投诉，我们根据来访者提供的大量相关证据，经过先后历时近一年的调查取证，确认事实以后，我们伦理工作小组经过多轮讨论，按照《伦理守则》，提出处分意见。

南方周末：在证明来访者遭遇性侵或性骚扰时，哪些可以成为证据？

徐凯文：我觉得这个是很困难的，因为要证明两个人在单独相处的时候有过性关系，是不容易的。但是如果来访者能够提供比如暧昧的短信、微信，有咨询关系以外的联系，这样可以间接证明他们确实有过性关系的信息，在这种情况下，应该还是可以间接证明确实发生过不当的性关系。

南方周末：2019到2021年，你担任过一位来访者的专家辅证人，当时的情况是怎样的？

徐凯文：就是咨询师和来访者发生了不当的性和亲密关系，来访者感到被伤害，所以来访者就状告了咨询师。

南方周末：专家辅证人在类似的性争议事件里起到什么作用？

徐凯文：告诉法官为什么一个口腔科医生和他的病人谈恋爱不违反他的职业道德，但是一个心理咨询师和他的来访者发生性和亲密关系就是违反职业道德。因为心理咨询建立在信任的基础上，来访者向我们坦诚展示他内心的一切，首先根本上不是因为信任我们这个人，而是信任我们的职业。

打个比方，我做过一个阑尾炎的手术，全麻，全麻意味着我大概在三四个小时中，完全失去对身体的控制，开个玩笑说是“任人宰割”。但是我为什么躺在手术台上“任人宰割”？我要解决我的阑尾炎。首先是因为我信任我的医生，不会因为我失去意识，做任何伤害我的事情，反而是帮助我。但是我跟这个医生可能根本就不认识，我为什么会信任一个不认识的人？是因为我信任的是职业，不是信任这个人。而且这里面也是有法律保障的。

那么心理咨询的过程跟做手术的过程相似的地方在于，只有来访者全然地信任我们，可以在我们面前坦陈他经历过的一切痛苦、悲伤、羞耻、伤害，我们才有可能更好地帮助到他。那么我们要赢得这种信任，就不能辜负这种信任，而来访者来寻求帮助的时候，必定是脆弱的，他是容易受伤害的，他很痛苦，需要帮助，所以他是处在一个心理脆弱的状态。

来访者对我们的信任是心理咨询能够有效进行的前提和基础，所以绝对不能够破坏这种信任。

更不能够利用这种信任去获取不当的利益。比如，如果我做一个咨询，我收他100块钱，但是来访者觉得很有帮助，要多给我100块钱，这也是不可以的。或者他要送我一个昂贵的礼物表示感谢，也是不可以的。这里面都涉及额外获益。因为我掌握了你内心的秘密，所以我理论上有可能会利用我对你内心秘密的掌握，去要挟你答应我的一些不恰当的要求。

就像为什么高校里的老师不能跟学生发生性和亲密关系，因为他会决定你能不能拿到学分，能不能毕业，能不能拿到学位，这种权力上的不平等就有可能被滥用，产生不当利益的情形。为了避免这种情况，我们这个行业的职业伦理道德就要求任何这样不当的、额外的获益都不可以获得。

如果有违反《伦理守则》的行为，哪怕来访者是自愿的，也会被认为是涉嫌违反心理咨询伦理。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完全判定他是不是完全自愿。

南方周末：你去年督导过一个公益心理咨询项目，当时有一个高校的咨询师遭遇性相关指控，能否展开讲讲？

徐凯文：涉及来访者和咨询师的隐私，我不能说太多细节。简单地讲，是来访者认为咨询师对她有这种性意味的行为。学校进行了非常认真的调查。当然，谁指控谁举证。你认为对方是怎么性骚扰你的，要提供相关证据，比如老师给学生发过非常暧昧的、有性意味的短信、微信，都被认为违反师德规范，至少要有这样间接的材料。这位投诉的学生没有提出这样的证据，谈的都是她的主观感受，也没有发生实质性的行为，那当然这个指控就不成立。

2008年的美剧《扪心问诊》中，展示了一位女性来访者对心理咨询师产生移情的案例。（资料图/图）

南方周末：中国心理学会《临床与咨询心理学工作伦理守则(第二版)》涉及性关系的规则有两条，这两条的制定是出于怎样的考虑？

徐凯文：这个规则的制定实际上是心理咨询行业的共识。类似这样的规定在国外早就有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是向国外心理学界学习的结果。这样一种不当性关系会对来访者造成比较严重的身心的损害，所以是一个明令禁止的行为。心理咨询伦理当中最重要的原则就是善行原则，以来访者利益最大化为利益第一，是我们工作的宗旨。

南方周末：那这些年，《伦理守则》里和性有关的规定有发生变化吗？

徐凯文：基本没有。如果说有什么变化的话，那么包括以电子方式发生性和亲密关系的行为，也是被禁止的，是违反伦理的。网络性爱这种没有发生实际身体接触的也被算在里边。在咨询关系里，所有跟来访者有任何形式的性和亲密关系，都被认为是对来访者的剥削、伤害和利用。

南方周末：网络性爱怎么界定？没有身体接触的情况下，网络上的表白、调情、暧昧等是否算在内？

徐凯文：这方面暂时还没有实践的案例。据我所知，我国对于网络性爱、虚拟性爱目前也还没有相关法律规定。但经过三年疫情后，网络电话等远程咨询越来越发展，因此发生这样问题的可能性越来越大。

南方周末：从心理学的角度上来说，如果咨询师对于来访者实施了不当的性行为，会在心理上对来访者造成怎样的伤害？

徐凯文：我想对他可能造成的创伤最主要是在信任层面。因为来访者相信我们会以他的利益为重，相信我们会保守他的秘密，我们不会利用来访者对咨询师的信任去做伤害他的事情，但是这一切就发生了，那么他进而可能会对所有人难以建立信任。因为他可能受到过他人的伤害，这种伤害如果在咨询关系中再次发生的话，伤害可能会显得更严重。应该被信任的咨询师都不可信任，可能所有人都不可信，或者大多数人都不能信任。

南方周末：相比一般情况下的性骚扰或性侵，当它在咨询师和来访者之间发生，会带来附加的伤害吗？

徐凯文：无论什么职业，性侵或者性骚扰的行为首先都是违反法律的。如果来访者是非自愿的，那就是性侵和性骚扰，是法律问题。但如果来访者是自愿的，在其他行业可能不是问题，但是对我们这个行业来说，它就是伦理问题。因为你可能利用了来访者对心理咨询职业的信任。

南方周末：当一个女性来访者，在心理咨询过程当中感受到了这方面的不适，现在心理咨询行业里，有没有可以投诉的渠道？

徐凯文：可以向中国心理学会临床心理学注册工作委员会的伦理工作组投诉，但是投诉的渠道不一定能够非常适用，因为这是一个学术组织的伦理投诉机制，它并不是一个国家政府性质的机构，如果被投诉的咨询师不是中国心理学会临床心理学注册工作委员会的成员，就很难去做后面的投诉处理。

南方周末：也就是说，在国内，如果一个人想成为心理咨询师，并没有准入门槛？

徐凯文：对。目前来说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准入门槛。原来是有人社部的心理咨询师考试，但是这个考试2017年停止了。现在除了当时已经获得人社部心理咨询师资质的（心理咨询师），以及精神科医生和心理治疗师外，其他从业者并没有明确的证照。我们国家这方面的证照制度还没有建立起来。

南方周末：是否可以理解为，在“注册系统”里注册的这些咨询师可以被视为正规从业者？

徐凯文：我觉得可以，但不能说只有“注册系统”的人员才是正规的。也有大量受过很好训练的，包括获得硕士甚至博士学位的，包括留学回来的（人员），以及有丰富临床经验和良好职业操守的咨询师并没有参加注册，因为这不是一个强制性的国家标准。所以这不能是唯一的标准，但是它是一个靠谱的标准。

南方周末：《伦理守则》看上去只是一种行业约束，遇到具体的性争议事件时，中国心理学会能起到什么作用？

徐凯文：就像你刚刚提到的王某某（注：王星波）的情况，这应该就是最典型的华人世界第一起不当性关系伦理投诉案。但是我们做的事情也就是对他进行永久除名，也就是说他不再能够被接受成为“注册系统”的注册人员——注册心理师或注册督导师。

南方周末：这是现在能做出的最严格的反应吗？

徐凯文：对。

南方周末：哪怕被系统除名，被投诉的咨询师仍可以继续进行心理咨询工作？

徐凯文：对，理论上来讲是这样的。实际上解决的方式就是应该建立证照制度，就像医师有证照，如果被吊销执照，他就不能行医，否则就是非法行医，甚至要追究刑事责任。但是我们现在还没有建立证照制度，所以在这一点上比较困难。

南方周末：有文献认为，性伦理失范在来访者侧显示为“情欲性移情”（erotic tranference）和“情欲化移情”（eroticized transference），这是否你所说的“性移情”？在咨询关系里，为什么会有性移情的产生？

徐凯文：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可能很难用一句话概括。比如来访者有过被性侵的经历，然后他可能会产生一种心理，觉得自己所有的价值就是在于他的身体，那么他要用他的身体去获得有权力、有权威的人的认可，这是一种可能性，这是非常个体化的。所以很难讲哪一条是绝对的，要看具体的情况。

此外，心理咨询关系也是一种人际关系，一种专业的、职业的人际关系。在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过程中，咨询师会以来访者为中心，去深入地共情、理解、感受来访者并给与回应，这是一种全然的关心和无条件的支持，既是专业的也存在某种非现实性，因为这样的几乎单向的、全然以来访者为中心的人际关系，在现实生活中是一种理想化的存在。因为即便是最亲密的家人、朋友间的人际关系，也是双向的，既会给予和付出，也会得到同样类似的支持和回报。

我曾经和一位爱上自己的咨询师来投诉的来访者访谈过，她在咨询中会感受到咨询师是世界上最能理解和支持自己的人，也是最体贴和温暖的人，因此爱上了咨询师。但一旦进入了恋人甚至婚姻状态，来访者很快就感到越来越失望，因为她发现那个全然以她为中心的人一旦变成了恋人和夫妻，也会对自己有情感诉求以及并不能全然以自己为中心了。继而这种失望导致婚姻关系的破裂，甚至导致对对方当时和自己相恋的动机的怀疑，最后还对簿公堂。

这种从天堂到地狱的感受转变就是跨越了专业咨询关系的界限，发生性和亲密关系必然的结果。但并不是说，咨询关系为来访者提供这样的安全、信任、温暖、支持的关系是不真实或不科学的，来访者在其现实生活中遭遇了困难和挫折，产生了心理的痛苦和困扰，因此来寻求帮助，咨询师为其提供心理疗愈的环境，就好像一个人生病后，需要住到非常洁净的医院病房里，有专业的医生、护士提供专业科学的医疗设备、环境、营养、药物来帮助其提高免疫力，恢复健康，甚至在其免疫力低下时还要住进无菌室，负压病房，病人在医生、护士的精心照料下，增强抵抗力，恢复免疫力，健康后就能出院正常生活了——在心理咨询中，来访者若具备自己解决好自己的人际关系、亲密关系问题的能力，这个时候就能结束咨询了。

来访者感到自己爱上咨询师并不是错，但可能是错觉。咨询师需要清晰地认识到这一点，并将其作为咨询中重要的临床议题进行专业的工作。

南方周末：来访者是否需要避免这种性移情？

徐凯文：我觉得性移情的发生是有某种必然性的。它不是一个可怕的事情，它是个很正常的心理现象。所以如果发生这样情况，应该在咨询中加以讨论和解决，这本身是咨询重要的议题。这是一个专业问题。咨询师遇到这样问题，如果没有经验，可以去跟他的督导或者他的上级的咨询师讨论，怎么样更好地帮助来访者处理好这一切。

南方周末：如果咨询师对来访者产生了反移情，这种情况下怎么办？

徐凯文：咨询师也有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咨询师也是人，也有七情六欲，也有他自己没有解决好的个人议题。他确实可能会错把来访者的性移情当作是爱情，或者甚至于爱上来访者。

但是咨询师的训练和职业道德要求，无论什么情况下，我们都不可以跟来访者有这样的性和亲密关系。这就好像是这个行业中，每个人都不折不扣去执行的法律。为何要执行这一条，是因为此前国外心理行业出现了很多这样的情况，对来访者造成了很大的伤害，对行业的声誉也造成很大伤害，所以是明令禁止的。如果他能够处理好这样的临床议题，当然最好；他处理不好，应该找督导；找了督导还是处理不好，他应该停止咨询，然后把咨询工作转介给更合适的咨询师，而不是继续做下去。

南方周末：这样的话，对于咨询师的道德自律性要求很高？

徐凯文：对。我们这个行业是对道德自律性要求比较高的行业。

南方周末：如果咨询师发出了不当的性或亲密接触邀请，来访者可以怎么保护自己？

徐凯文：首先，建议来访者要有清晰的认识，在咨询中发生的性和亲密关系是在特定咨询环境中发生的，并非完全自然真实的情感，无论是来访者感到爱上了咨询师，还是咨询师向来访者表达爱意。

其次，建议告知咨询师，根据《伦理守则》，如果咨询师发出了性和亲密关系的邀请，咨询师已经违反了相关规定，可以要求其停止相关行为并建议其接受督导。

再次，如果咨询师继续有相关言语、行为，建议向咨询师所在机构进行投诉。如果咨询师本人就是机构负责人，或者这是私人机构，例如咨询师的个人工作室，建议考虑终止咨询关系。

南方周末：你提到，心理咨询过程关于性与亲密的争议，还会涉及钟情妄想和诬告的情形，能否介绍一下这两种情况？

徐凯文：钟情妄想是一个严重的精神疾病，比如经常有明星被疯狂的粉丝爱上，粉丝认为明星是爱他的，实际上明星见都没有见过他，明确否认对他有任何爱意。这是钟情妄想的例子。妄想就是跟现实不符，并且不能够被现实所纠正。妄想是基于生物遗传因素，不需要有任何现实基础和心理社会原因。

南方周末：诬告的情形通常是出于怎样的动机？

徐凯文：诬告的情况，可能是对咨询师不满，为了毁掉咨询师的名誉，并没有依据事实或者捏造了一些事实，然后指控咨询师。所以我说，“事实是智慧”。先把事实搞清楚，究竟有没有过发生性和亲密关系？如果有，那么咨询师至少是违反了伦理，甚至违反法律。如果这个行为没有发生过，那么违法和违反伦理就无从谈起了。

南方周末：诬告者需要付出怎样的代价？

徐凯文：诬告主要是涉及名誉权的问题，侮辱、诽谤他人、损害他人名誉权的，有权要求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并可以要求赔偿损失。

南方周末：如果核心证据缺失的情况下，伦理工作小组或整个心理学界、行业对性争议事件的处理方法是怎样的？

徐凯文：这方面还是很困难的。确实要认定这个是很困难的，这个显然不是心理学家擅长的工作。所以谁主张，谁举证，需要有足够的直接或间接证据能证明该行为发生过。

南方周末：面对这类来访者和咨询师间的不当性关系，我们还能做什么来规避或减少类似情形的发生？

徐凯文：让更多的来访者知道这一点，是会有帮助的。可能很多来访者不知道咨询师和来访者发生性关系这点违反咨询师的伦理道德，这个很值得去和公众宣传。当然来访者知道他能够拒绝，发生类似情况也知道怎么保护自己的话，这个显然是有效的方式。咨询师真的性侵来访者的情况不是没有，但是我想还是很少，犯罪行为毕竟是少数。

南方周末：当人们需要心理咨询服务，如何找到靠谱的咨询师？

徐凯文：来访者要审慎地选择咨询师和咨询机构，就好像看病的时候也要小心，应该去正规医院是同样的道理。

南方周末：当寻求医疗诊治时，我知道什么是公立三甲医院，什么是私立医院。心理咨询行业有这样的分级吗？

徐凯文：现在行业还没有成熟到这个程度，但是我想会有这么一天的，就好像二十多年前我刚开始当医生的时候，医疗行业也还没有成熟到现在这个程度，所以会有一个过程。我们也希望媒体能够帮助我们行业一起呼吁国家加强这方面的立法。现在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相关的法律条文，但对于这个行业管理来说还是不够的，特别希望引起政府和法律界人士的重视，能够修订相关的法律。

精神卫生法是11年前颁布、10年前开始实施的，不够系统和全面，还不能够适应现代。现在的中国心理咨询行业不可同日而语，心理健康需求大大增加了。

最简单直接的解决方式，就是建立执照制度。拿到执照才能够做心理咨询师，然后接受国家和行业协会的监管。如果有违反伦理、职业道德和法律的行为，他就会被吊销执照；如果在没有执照的情况下从事这样的工作，就是非法行医，可以追究刑事责任。

南方周末记者 潘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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