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英雄”苏东坡之三：除知密州

熙宁七年（1074年），苏轼杭州三年任期届满，是年，王安石罢相。

《宋史·王安石传》载：熙宁七年春，天下久旱，饥民流离，帝（神宗）忧形于色，对朝嗟叹，欲尽罢法度之不善者。

安石曰：“水旱常数，尧、汤所不免，此不足招圣虑，但当修人事以应之”。

帝曰：“此岂细事？朕所以恐惧者，正为人事之未修尔。今取免行钱太重，人情咨怨……”。

监安上门郑侠上疏，绘所见流民扶老携幼困苦之状，为图以献，曰：“旱由安石所致。去安石，天必雨。”

慈圣、宣仁二太后流涕谓帝曰：“安石乱天下”。帝亦疑之，遂罢为观文殿大学士，知江宁府。

神宗应安石之请，以韩绛代安石为同平章事，吕惠卿为参知政事。同平章事为唐宋时期最高政务长官之一，与枢密使、枢密副使合称“宰执”。宋太祖时，为分割宰相权力，于乾德二年（964年）设参知政事，作为宰相的副职。​

一、知州苏轼

熙宁七年九月，苏轼以太常博士直史馆权知密州军州事。熙宁七年（1074年）12月苏轼到任密州。

“太常博士直史馆权知密州军州事”，是苏轼刚刚到任密州时的官职。

太常博士：这是苏轼的“官”，即官衔。熙宁四（1071），苏轼从京城出任杭州通判时，他的朝官职务即太常博士。

直史馆：这是苏轼的“职”，即馆职。苏轼自治平三年（1066）即在史馆中担任此职。他从京城到杭州任通判，再到升任密州知州，一直保留着这个馆职。

权知密州军州事：这是苏轼的“差遣”，即实职。宋代行政区划分路、州、县三级。知州的品阶为从五品。

权：表示不是正式职务，只是代理；知：管理的意思；州：代表民政；军：代表军政。相当于市长兼军分区司令。宋代朝廷差遣官员初任重职，往往加“权”字，有考察的意思，试用考察合格后，才转为正式。

从苏轼1075年10月密州期间所作的《江城子·密州出猎》一词中看出，作为地方行政与军事首长，他体会到了权力带来的快感：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

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

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

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

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

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这一首高调、张扬充满雄性荷尔蒙的词作，成为苏轼开宋词豪放派的开山之作。

1074年4月去相的王安石，于1075年2月恢复相职，去复之间不满一年。期间韩绛、吕惠卿、曾布三人执政。

吕惠卿是王安石最忠实的伙伴和最坚定的支持者。

王安石曾说：“法之初行，议论纷纷，独惠卿与布(曾布)终始不易，余人则一出焉一入焉尔!”

安石感慨吕惠卿始终不弃不离：“同朝纷纷，公独助我”。

安石荐吕惠卿以代，作为“护法善神”，为持续推进新政或东山再起做了最好的人事安排，神宗深知其意，完全接纳。

得意的吕惠卿，知道神宗皇帝新政富国之志未了，仍心系安石，为吕惠卿所忌惮，他挑起王安石之弟王安国与李士宁之狱，目的是构陷王安石，阻其复出。

苏辙在《乞诛窜吕惠卿状》中说：“始，安石罢相，以执政荐惠卿，既已得位，恐安石复用，遂起王安国、李士宁之狱，以尼其归。安石觉之，被召即起，迭相攻击，期致死地。”

苏轼人在密州，心系京城，他知道代替王安石执政的三人，会继续推行新政，但是安石去后朝中无能臣，他寄希望于神宗皇帝能够召他回京，借这首词表达了他的心意：

我年纪虽然大了些（40岁），但报效国家的壮志犹存。词中“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典出《史记·冯唐列传》。

汉文帝时，魏尚为云中（汉时的郡名，在今内蒙古自治区托克托县一带，包括山西西北部分地区）太守。他爱惜士卒，优待军吏，匈奴来犯，魏尚亲率车骑出击，所杀甚众。后因报功文书上所载杀敌的数字与实际不合（虚报了六个），被削职。经冯唐代为辨白，认为判的过重，文帝就派冯唐“持节”（带着传达圣旨的符节）赦免魏尚，让魏尚仍然担任云中郡太守。

苏轼以魏尚自许，希望能得到皇帝的信任，早日召他回京。

但是宋神宗没有召回苏轼，却将王安石诏回了京城，原因是安石推荐的三位执政官发生内讧。吕惠卿排挤走曾布、韩绛，大权落入吕惠卿一人之手。

韩绛心生怨气，秘奏神宗，请求复用安石，正合神宗心意，神宗借机再次起用王安石。

二、杞菊果腹

北宋时期，全国分为十五路，今山东境内分属京东路和河北路管理，至熙宁七年(1074年)，京东路又分为京东东路和京东西路，密州隶属于京东东路。苏轼于熙宁七年(1074)十一月密州赴任，熙宁九年(1076年)年十二月离任，任密州知州不足两年。

苏轼一入密州境，见民以篙蔓裹蝗虫埋之道左，累累相望，二百余里。苏轼下车查问蝗灾情况，“然吏皆言蝗不为灾，甚者或言为民除草”。

当地官吏掩耳盗铃，以谎言刻意隐瞒灾情而不赈灾。苏轼厉声叱道：“将谁欺乎！”

苏轼上任二十天，即上奏朝廷，报告京东蝗灾，请求朝廷对地方财政征收项目依照当地丰歉程度和国家需要作出调整，在灾荒年份可以省去一些不必要的征收，以保证地方贩灾的需要。只有减缓赋税，小民才“不致大段失所”，强盗才不会迅速增多，社会才能更趋于稳定。

京东地区是宋代海盐的重要产区，密州的涛雒（著名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丁肇中的故乡）场是京东地区的重要盐场之一，政府在此设置场务经营盐场，是为官榷食盐，严禁私人贩卖。但是河北、京东地区来“自来官不榷盐，小民仰以为生”。

这样，朝廷与百姓都能从食盐的产销中获利，社会秩序也会相对稳定。苏轼知密州后，盐税的急剧增长，打破了原有的政治生态平衡，再加上早蝗灾害并起，更促使社会混乱，灾情加重。

苏轼认为，有限度地减免小商小贩的盐税不仅有助于百姓度过灾荒，盗贼为患程度也会随之减轻，大盐商的食盐销路也更加畅通，国家的盐税收入也“必无大亏之理”。

苏轼一方面上书朝廷，寻求朝廷的政策救助，另一方面，苏轼积极采取多种措施治理灾荒，组织灾民自救。带领民众捕蝗，将捕得的蝗虫和蝗子用“乘畀炎火”和“荷锄散掘”的古法烧死或坑埋。

面对连年严重的早灾，作为知州的苏轼要亲率百姓祈雨。苏轼在凤翔时，曾随太守宋选祈雨于太白山，后大雨滂沱。苏轼作《喜雨亭记》记之。

苏轼三次祈雨于常山，但是早情依然十分严重，苏轼遂又于熙宁九年的七月和十月再赴常山祈雨，并在最后一次祈雨时以少劳之礼祭告于常山神庙。

苏轼从二十一岁中举，至任知密州，已经做官十九年，而家日益贫，衣食之奉，反不如前。等他任知密州，想着该能吃饱饭了，却斋厨索然，三餐不继。

密州灾情严重，苏轼生活困苦、食不果腹。堂堂知州，竟与通守刘廷式循古城废圃采杞菊而食。一年四季，春食苗，夏食叶，秋食花实冬食根。直吃到苏轼举箸蹙眉，喑呜而呕，难以下咽。苏轼不以为苦，扪腹而笑，作《后杞菊赋》以自嘲。

有一次，苏轼跟刘廷式沿着城墙根挖杞菊，忽然在一丛枸杞旁发现一个弃婴。他抱弃婴回府中抚养，还下令州府的官员到野外去寻捡弃婴，苏轼“洒涕循城拾弃孩”。

苏轼后来在《与朱鄂州书》中写道：“轼向在密州，遇饥年，民多弃子。因盘量劝诱米，得出剩数百石别储之，专以养弃儿，月给六斗。比期年，养者与儿，皆有父母之爱，遂不失所，所活亦数千人。”

苏轼善于以创立制度的方式做事，他在地方任职期间，要么修订或废除不合理的旧制度，要么创设新的制度，要么向朝廷请求给与特殊的政策帮助与扶持，均能收到良好的效果。

他标本兼治，一方面营救弃婴，一方面通过政策引导百姓收养被遗弃的婴儿，盘点官库中的劝诱米，拿出数百石专门用来收养遗弃的婴儿，百姓每收养一个婴儿每月供给六斗米。等满一年，收养者与婴儿之间建立起感情，这些婴儿的生命即可得到保障，前后救活的婴儿约有几千名之多。

三、燕处超然

熙宁八年（1075年）2月，王安石进京再次执政，韩绛、吕惠卿皆罢黜，苏轼没有等来持节的冯唐。

对于这样争权夺利、丧失原则，走马灯样的人事更替，苏轼写《盖公堂记》讽喻其事。文章引汉初大臣曹参为齐相，用盖公的黄老之术使齐大治，阐明了他反对扰民的政治主张。

文章以寓言开篇，提出“三易医而病愈甚”的观点，认为本来没有病，多方延医请药反而折腾出大病，主张“无为”而治。

熙宁八年（1075年）11月，苏轼因其城上之废台而增葺之，让弟弟苏辙命名，苏辙作《超然台赋并叙》：

“天下之士奔走于是非之场，浮沉于荣辱之海，嚣然尽力而忘反，亦莫自知也，而达者哀之。二者非以其超然不累于物故耶?老子曰：‘虽有荣观，燕处超然。’尝试以“超然”命之。”

苏轼旷达，苏辙沉稳。苏辙深知哥哥苏轼看到安石罢相后，期望尽快能得到神宗的重用报效国家，但是哥哥“酒酣胸胆尚未开张”，便遇安石回朝，哥哥苏轼在《盖公堂记》表现出来的情绪也被苏辙尽收眼底。为了劝诫苏轼，苏辙以老子“虽有荣观，燕处超然”劝慰哥哥，不要卷进撕争的漩涡，可超然世外，怡然自得。

苏轼作《超然台记》以记之。在文章的最后苏轼说：“以见余之无所往而不乐者，盖游于物之外也”。

苏轼以为弟弟苏辙名台为“超然”，是因为弟弟看到做哥哥的不管走到哪里都快快乐乐，认为哥哥属于超脱尘世，游于物外之人，因此，名为“超然”。

而实际上是苏辙看到苏轼面对罢相复相的王安石，心情抑郁，感到失落，劝哥哥参破荣辱，越然物外。

旁观者苏辙的感觉是对的，当局者苏轼却不自知。

苏轼与苏辙亦师亦友亦兄弟，苏辙《东坡先生墓志铭》曾言：“我初从公，赖以有知，抚我则兄，诲我则师。” 苏轼在《送晁美叔发运右司年兄赴阙》中写道：“我年二十无朋俦，当时四海一子由”。

苏氏兄弟同气连枝，如影随形，宛若骖騑；轼与辙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祸福相倚。

熙宁九年（1076年）八月十五月明之夜，苏轼与宾客畅饮于超然台上，欢饮达旦，大醉。他想起自己辗转密州，为了离在济南的子由近一些，方便兄弟随时团聚，但兄弟俩却七年未曾谋面；超然台是弟弟子由命名，兄弟俩却无缘在此相聚。

苏轼与苏辙在参加科举之初，遂有“夜雨对床”之约；步入仕途，苏轼凤翔赴任途径渑池，离别送其至郑州东门的弟弟子由后写了《和子由渑池怀旧》一诗：

人生到处知何似，

应似飞鸿踏雪泥。

泥上偶然留指爪，

鸿飞那复计东西。

此时，苏轼意识到“夜雨对床”之难，兄弟俩像飞鸿一样各奔东西；踏入仕途，才发觉各奔东西的飞鸿尚可选择自由飞翔，而兄弟俩犹如被卷入漩涡的落叶，根本无法把控自己颠沛流离的命运。

当一个人的需求无法得到满足，会产生挫折感。为了消除因挫折感造成的内心不安，需要自我安慰，以消除紧张，减轻压力，使自己从不满、不安的消极心理状态中解脱出来，保护自己免受伤害。

《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即为苏轼自我安慰，消除紧张，减轻压力而创作千古绝唱。中秋词，苏轼此词一出，余词皆废。词曰：

丙辰中秋，作此篇，兼怀子由。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苏轼在词的序言曰：兼怀子由。“兼”字作“更加”来讲。此时的苏轼因为种种的不适、不愉快的情绪无法与外人道，他有太多的心里话要对苏辙诉说。

在这个世界中也只有苏辙能够理解、体会、接受他的一切，但他与苏辙又天各一方无法相见；月明之夜的苏轼与客人欢饮达旦以至大醉，表面的喧闹、热烈与放纵难掩其孤独与寂寞。

此刻，他多么希望弟弟子由能够在他身旁听他倾诉他的抱怨、忧愁、压抑、愤懑、无奈与惆怅，却不可得。

他胸中的万斛泉源，像积蓄已久的火山，不择地而出，滔滔汩汩，一日千里，与山石曲折，与波涛共怒，与风雪齐舞，与日月同光，行于所当行，止于不可不止。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让苏轼从不满、不安的消极心理状态中解脱出来。千年之后，八月之望，千里婵娟，愿人长久，凝为中国人的文化情愫。

​四、和而不同

1076年，复出一年有余的王安石再次被免相，判江宁府（今南京），归隐金陵。二次罢相以后，变法与反变法的斗争渐归平息。

“新政”在宋神宗的直接主持渐趋温和，安石二次去职后，神宗所任用的宰执大臣如王珪、吴充等人，都是出名的颟顸庸碌之辈，在新法问题上的争吵也趋平静。

元丰五年(1082年)，吕惠卿路过江宁，致信给王安石，欲释前嫌：“一朝之过，不足害平生之欢。”

拂去政治的因素，吕惠卿对王安石非常钦佩，他曾说：“惠卿读儒书,只知仲尼之可尊。读外典,只知佛之可贵。今之世,只知介甫（王安石）之可师。”

吕惠卿在江宁等安石回信，五天后，等来王安石《答吕吉甫书》：“趋舍异路，则相呴以湿，不如相忘之愈也。”

安石说：你我好恶各异、已形同路人，与其相呴以湿，不如相忘于江湖！

两年后的1084年，因“乌台诗案”谪居黄州五年改移汝州，人在贬途的苏轼，途经江宁，还未及拜会安石，王安石听说苏轼来江宁，迫不及待“野服乘驴，谒于舟次”。

苏轼来不及穿戴官服迎接安石：

“轼今日敢以野服见大丞相”。安石大笑：“礼岂为我辈设者！”

“礼岂为我辈设”，语出《世说新语·任诞第二十三》“竹林七贤”阮籍之口，安石语于苏轼，可见两人皆属不羁之人。

在江宁，苏王二人晤言一室，畅怀酣饮；呼朋引伴，游山玩水；吟咏唱和，纵论历史；政见之争，涣然冰释。

两人相互倾慕，王安石曾评价苏轼：“不知更几百年，方有如此人物！”而苏轼在读到王安石的词作《桂枝香·金陵怀古》后，由衷佩服，赞叹道：“此老乃野狐精也！”。

安石住在钟山时，有客人从黄州来。王安石问苏轼近作。客人说有苏轼所作《宝相藏记》的墨本在舟中，王安石“遣健步往取而至，时月出东方，林影在地，公展读于风檐，喜见须眉”，赞叹:“子瞻人中龙也!”

“乌台诗案”发生时，已经归隐金陵的王安石上书神宗皇帝，直言“岂有圣世而杀才士乎”，神宗“以公（王安石）一言而决”，从轻发落了苏轼。

哲宗追赠王安石太傅之位，苏轼奉旨拟敕，赞道：“瑰玮之文，足以藻饰万物，卓绝万物，足以风动四方”。

安石劝苏轼在江宁买地置舍，两人可以相伴于金陵。苏轼听从安石劝告，着人寻求而不得，只得匆匆离开金陵。苏轼在《次荆公韵四绝》表达了当时的感受：

骑驴渺渺入荒陂，想见先生未病时。

劝我试求三亩宅，从公已觉十年迟。

这首诗被安石看到后，十分感动，悯然道：“十年前后，我便不撕争”。

苏轼离开金陵，在舟中作书给安石：“某游门下久矣，然未尝得如此行，朝夕闻所未闻，慰幸之极。已别经宿，怅仰不可言。”两年之后，王安石驾鹤金陵，一别成永诀。

孔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如苏轼与安石然。

（未完待续，下期内容：“千年英雄”苏东坡之四：改知徐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