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律师中选法官：仍处于小规模试点阶段，跨过“旋转门”者不多

2015年7月24日，从律师中选拔出的法官商建刚带着妻子一起接受媒体采访。 （人民视觉/图）

2022年3月上旬， 随着一份讲座海报在网络上流传，商建刚再次走到聚光灯下。

讲座题目为《法律人的职业规划》，主讲人商建刚是上海市从律师中遴选的第一位法官，在法院工作近7年后，2022年初调到上海政法学院任副教授，成为少有的在律所、司法机关和高校都有工作经历者。

商建刚再次转身，“法律职业旋转门”的话题也再次回到公众视野。

2015年，有着16年律师执业经验的商建刚，成为上海二中院三级高级法官。前一年，十八届四中全会刚刚提出了“从符合条件的律师、法学专家中招录立法工作者、法官和检察官”，商建刚的转型因此有了标志性意义。

十八届四中全会召开8年来，至少已有上海、广东、江苏、浙江、北京、陕西、山东、吉林、河南9省市落实这一选拔制度，累计组织过10次选拔，其中上海组织过两次。但最终选拔出的法官并不多，陕西一个也没有选出。

“基于法律共同体理念的选拔制度还在。”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秦前红是湖北省法官检察官遴选委员会委员，但据他观察，这项选拔目前仍处于小规模试点阶段。

转投法院

最近一个启动从律师和法学专家中公开选拔法官的省份是河南。

与其他省份一般由省级司法机关单独组织选拔不同，河南将这项工作纳入一年一度的公务员招考工作中，由省公务员局发布公告。

2022年2月，河南省发布的公告显示，共开放了10个岗位，均为基层法院一级法官及以下职级的员额法官，其中郑州高新区人民法院有4个名额，郑州金水区人民法院有6个。

张全（化名）是郑州一名已执业4年的律师，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这两个法院都以案件量大著称，法官工作强度很大，“本地律师都很清楚”。

人民网报道称，2017年郑州市金水区法院共受理66639件案件，立案庭法官人均立案7516件，案件总量居中西部基层法院之首。《河南日报》在2018年报道郑州高新区法院时称，该院法官2017年人均结案1264件，在全国基层法院中居首。

本次选拔，河南要求报考律师执业时间不少于8年，张全不符合条件，但他的朋友王翰正好从业8年，于是报名参加。

“疫情后法律服务市场不景气，案源和单价都下滑得厉害，所以考虑转投法院。”王翰说，这次选拔更接近公务员考试，需要进行行测等科目的笔试，具体面试安排尚未接到通知。

王翰在2018年就报考过一次法官助理职位。彼时，河南省尚未启动从律师中直接选拔法官的工作，律师只能通过面向所有人的公务员考试进入法院系统，先当法官助理。

在司法系统进行“员额制”改革后，通过公考进入法院的新人均需从法官助理干起，按规定满五年才能入额，但由于目前法院系统积压了大量待入额法官，平均需要7年以上才能“入额”，成为独立审判的员额法官。

照此计算，一个执业8年的律师，通过选拔直接成为员额法官，从职业发展速度来讲，并不比毕业后直接进入法院的同龄人慢。

王翰的律师朋友中，有两人通过普通公考进入法院当法官助理，一个只有一年多执业经验，另一个执业三年，王翰说他们“都是缺乏案源的年轻律师，渴望更稳定的工作生活”。

“公考比较适合执业年限较短的年轻律师，但从律师中选拔员额法官的初衷是希望吸纳更多经验丰富的资深律师。”华南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谭世贵向南方周末记者分析，这项工作最关键在于提高法官职业的吸引力。

据王翰了解，郑州市基层法院普通员额法官年收入在20万元左右，他作为一名执业8年的律师，每年接案量在30件左右，年收入跟法官差不多。

“在郑州这样的二线城市，法官的收入对于普通律师还是有吸引力的，但无法与案源丰富的知名律师相提并论。”王翰说。

河南省考试报名时间截止后，共有23名考生报考郑州市金水区法院的岗位，根据规定，报录比例低于5:1的岗位需核减录用名额，河南省公务员局因此将该岗位的拟录取人数核减为4名，比原计划少了两人。

律师、法官、学者的不同日常

收入是跨过“旋转门”后避不开的话题。

转任法官前，商建刚是北京大成（上海）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曾代理全国首例个人与组织域名纠纷案，是网络与知识产权领域的专家。

进入法院后，商建刚就停掉了要收年费的白金信用卡，时常有律师朋友向他打听法官的薪水，并笑称“商建刚的工资比我的助理还低”。

“资深律师跟法官之间的收入肯定有水位差，但通常执业十几年甚至更长的资深律师大多有了财富积累，对工资高低并不敏感。”谭世贵向南方周末记者分析。

转任法官一周年时，商建刚在受访中也回应过收入差距：“不是说我现在钱赚够了，所以才愿意去做一个普通法官，而是我对这个工作有兴趣，能实现自己的社会价值。”

在法院工作6年后，再次转型成法学教授的商建刚对外声称是基于个人意愿的工作调动，婉拒了多家媒体记者的采访请求，但他会时常在微博上分享对从事职业的体会。

2022年3月22日，他写下一大段关于“律师、法官、法律学者的不同日常”，字里行间透露着过来人的熟稔。

例如：合伙人律师“晚上回来看超过100封电子邮件，每一封都要处理”；法官“在单位吃个晚饭，加会儿班回家，这是因为文书要寄出去，案件超期了”；学者“被闹钟叫醒，昨晚看书写文章到了2点，醒来一身疲惫，还得继续看书”。

末了，他总结：“做律师对下班没概念，做学者对上班没概念，做法官，除了上班就是下班。”

在社交平台发表的见解显示，商建刚的不少看法基本与2016年接受媒体专访时一致，那时他当法官已经一年。

商建刚谈及不同职业背景的人当法官后的区别时表示：法官出身的同事们专注法条、熟悉判例和内部司法口径，而律师出身的法官对业务流程、当事人之间发生纠纷的可能原因、各方诉求等更为敏感。

“很多问题讨论起来特别能够碰撞出火花来”，商建刚认为从律师中选拔法官是值得所有法律人兴奋的事情。

位于北京东交民巷的最高人民法院，1999年10月已提出拓宽法官来源渠道。 （人民视觉/图）

各省试点为主，偶有停考

谭世贵是国内较早提倡从律师中选拔法官的学者之一，早在2011年就申报了主题为“法律职业良性互动”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这件事好处很多，也是全球通行的做法，但要在中国真正落地还需要很多配套的措施。”谭世贵向南方周末记者分析，最终目标应该是形成定期举行的常态化选拔制度。

其实，早在1999年3月，最高法院就在北京从高级律师中公开招考法官，次年又组织了一次，招考对象为一级、二级律师以及法学教授、副教授，法学研究员、副研究员，还有立法机关和政法机关的副处级以上法律工作者。

第一次公开招考后，1999年10月，最高法院就在《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中提出拓宽法官来源渠道，逐步建立从律师和高层次的法律人才中选任法官的制度。此后，各级法院断断续续组织过选拔，但始终未能形成常态化的制度。

直到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相关要求后，中央办公厅又于2016年6月2日印发了《从律师和法学专家中公开选拔立法工作者、法官、检察官办法》，明确提出这项工作要常态化、制度化。

目前这项工作主要以各省份 自行试点为主。

员额法官遴选是法院系统每年的例行工作，多在年底进行，未入额的法官助理通过考试后可成为员额法官。2019年10月，陕西将遴选员额法官和从律师、法学专家中选拔法官两项工作同时进行，但次年遴选员额法官时，没再面向律师和法学专家开放岗位。

西安交通大学法学院教授王保民是陕西省法官检察官遴选委员会委员，他在2019年10月接受财新采访时表示，9月份省里几家单位发布选拔公告后，他们学校也收到通知，要求组织教师报名，但没有一个人报名。

“我们跟相关的老师私下也动员式地沟通过，但大家普遍反映，现在法官检察官工作压力大，第二收入比较低，这是两个最现实的原因。”王保民说。

最终，陕西面向律师和法学专家开放的6个法官岗位中，有4个岗位因报录比低于3:1而停考，剩余两个开考的岗位最终也没有公示录用人员。

2022年3月21日，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政治部工作人员告诉南方周末记者，2019年没有从律师中选拔出员额法官，具体原因暂不清楚。一名参与选拔的遴选委员会委员向南方周末记者透露，当年应考者弃考比例比较大，参考者均未通过笔试。

陕西的情况并非个例，2018年江苏省也面向律师和法学专家开放了12类法官、检察官岗位，但只有4类岗位达到开考标准，最终有4名律师和一名法学专家入选。

从历年开放的岗位来看，早期上海的两次选拔均拿出四级高级法官及以上的岗位，主要集中在中级及以上法院。后期各省开放的岗位中，一级及以下职级占比较大，且主要集中在基层法院。

秦前红说，湖北目前尚未开展相关试点，在他看来，律师的积极性不高，成为法官的人数也很少。

“尤其是员额制改革以来，司法系统改革的重心放在了消化存量，法官来源的广泛性问题的重要性变得不那么突出，也使这项制度长期处于休眠状态。”秦前红分析。

不过，在谭世贵看来，应该先将这一选拔作为一项常态化的制度定期举行，慢慢去改善相应的配套条件，邀请研究机构对选拔效果进行公开评价。

新动向

尽管从律师和法学专家中选拔员额法官的进展不大，但一些执业年限较短的年轻律师正通过公开招聘考试进入法院，正成为近年法律职业共同体内流动的新动向，他们要先当法官助理。

何胡（化名）今年36岁，是两个孩子的母亲。5年前，她辞去律师工作，考入东北某市中级法院，成为一名法官助理。

她所在法院的员额法官人均办案量大约为100件，法官助理的工作量也比较合理。何胡选择进法院主要是追求稳定的工作状态和学习机会。

“我以前主要做民商事案件，但我所在的城市案源比较少，时常有什么案子就接什么，涉及的法律门类也很杂。”何胡说，到法院工作后，何胡主要负责资源环境类的诉讼，为她积累专业领域内的经验提供了机会。

在南方周末记者接触的多位律师中，寻求专业化发展是他们选择报考法官的共同原因。

“在中西部地区，律师通常要到中型所主任一级才能有所专精，否则都会接五花八门的案件来保持创收。”王翰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这让他感觉路子越走越窄。

法院的工作基本符合何胡的预期，“感觉更接近我报考法学专业时的理想。”她举例：“以前代理案件时，面对难以查清的事实，我需要尽可能让法官相信我的逻辑，现在则是要公正客观地看待双方证据，尽可能还原案件事实。”

执业一年便转入法院的张维（化名）则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由于执业年限较短，他毫无障碍地衔接了法院的工作，“员额法官会认为我比毕业就来法院的同龄人更易上手。”

张维目前已担任法官助理4年，其间还担任过一段时间书记员。书记员的工作非常辛苦且枯燥，张维曾有段时间差点熬不下去，“结果当月院里兑现了辅助审判人员较普通公务员高20%的绩效，一下补发了大半年的奖金，我竟然也就熬了下来。”张维说。

让张维坚持下来的还有父亲为他做出的牺牲。

张维的父亲也曾是一名执业律师，根据亲属从事律师的法官回避原则的规定，法官助理的近亲属不得在其任职辖区内代理案件。为了让他顺利入职，父亲在59岁那年注销了律师资格。

南方周末记者 李玉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