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美国法律激进主义

2016年7月5—7日，美国接连发生枪杀案。连续两天警察过度执法枪杀非洲裔，引发群众集会。在德州达拉斯数百名群众的抗议声中，一个非洲裔狙击手藏于楼宇射杀现场执法警察，5死6伤。这是美国自“9·11”以来伤亡警察最多的单起案件，也是有预谋的、目标明确的最大袭警案。而6月12日发生在美国奥兰多的夜店恐袭案，死难者人数已增加到58人。惨案发生后，民主党提出的“禁止疑似恐怖分子购枪与加强背景审查”的控枪法案，依然没有通过。6月22日，民主党议员们还在美国众院会议厅静坐抗议。此起彼伏的枪杀案，深刻地反映出美国价值观的混乱，以及由此所造成的权利冲突。法律在这些剧烈的冲突中并没有保持足够的中立，反而成为极端分子滋生仇恨的原因并为其获得武器提供便利。

枪，差不多是美国人的标配。美国全社会的枪支拥有量甚至超过了汽车，去枪店买枪的方便程度超过了去加油站加油。超市、网店也有卖。各种枪展，事实上就是枪支买卖的豪华集市。美国人之所以钟情于持枪权，是因为在他们思想深处固执地认为，政府是靠不住的，得靠自己。政府可能变坏，民众有枪，大家集合起来，可以重建政府。政府即使不变坏，也忙不过来，或者说能力有限，还是不如靠自己。

美国人一方面对自己的法治沾沾自喜，但另一方面却又深感失望。在美国，一年大约发生16000起谋杀案（2001年），大约有150个重罪犯被判处死刑。这些死刑犯几乎都会上诉，而大多数案件都会经由三级法院撤销或者发回重审。实际被执行死刑的往往不到100人。从犯罪被逮捕到执行死刑，通常要花上10年的时间。学者统计，在美国，谋杀者被判死刑的机会是1/250。法律的所谓正当程序，当然维护了减少和消除死刑的价值观，但强化了民众持枪捍卫自己权利的个人利益价值观。

拥有持枪权的好处是明显的：个人的主体意识得到强化，一旦组织得好，民族和国家的力量就会因此而强大。但明显的坏处是：正因为强调了人的独立性、主体性，人的差异性、多样性过大，因而不兼容性凸显出来。各类主体都强调自己的权利，冲突不可避免。如果法律能够控制冲突，形成秩序，倒也能够维持大致的平衡。而一旦法律倾斜、社会失序，各种惨案便会接踵而至。美国人很现实，他们能够认识到，控枪不如控人。作为工具的枪不过是人在操作。即使控制了枪，还能控制用汽车、汽油、自制炸弹、毒气、菜刀等工具杀人吗？

其实美国是遭受恐怖主义袭击最惨烈的国家，“9·11”的阴影永远不会消除。从世界范围来讲，恐怖主义产生的原因非常复杂，主要的并不是所谓“文明冲突”，根本性的原因在于权利的冲突，权利的相互承认遭遇到了难以克服的障碍。越是不包容，越是有冲突；越是有冲突，就越是不包容、不认同。于是强者压迫弱者，优势文明压迫弱势文明，利益剥夺由以前的武装干涉改变为科技手段和市场手段。价值观的输出变成了群体的、民族的心理攻击，被攻击者当中的极少数人则走上极端的道路，以极端的方式去毁灭一切，包括毁灭者自己。

美国的法律激进主义，使得法律过早解除了传统的戒律。最高法院以微弱多数通过的判决宣布了跨性别婚姻的合法化，并宣布各州法律不得禁止跨性别婚姻。最高司法审判彰显出法律的激进，给大规模的权利冲突制造了理由。毕竟在主要的国家、主要的社会形态、主导型的几大宗教教义中，都是反对跨性别婚恋的。鉴于法律的稳定性和可预期性，应当在这个问题上防止法律走得太快。法律的“完美秀”过于急切，客观上助长和加剧了社会的撕裂。婚姻家庭法律毕竟是所有民事法律体系乃至整个法治社会的基础，这一基础受到损害，后果可能是久远而深刻的。

如果把这些都概括起来，可以说美国的司法常常被法律激进主义所主导。西方的激进主义有社会运动意义上的激进主义和社会思潮意义上的激进主义。激进主义思潮往往反映的是社会的弱者、族群的少数派或边缘群体的呼声。正因为如此，激进主义思潮与社会极端现象、过激行为、阶级贫困、社会暴力或暴行等社会现象常常联系在一起，相互影响并发生作用。相对于社会上层，社会底层更容易走向极端，发生自下而上的反叛。激进主义思潮所要表达的，是边缘对中心的挑战和底层对上层的反抗，或者说是弱者对强者的抗争。激进主义的反叛性，很容易与反政府、反社会力量走到一起，甚至同各种极端势力合流。激进主义影响到法律，尤其是立法和高层次的司法裁判，就会在巨大的权利冲突、价值观冲突中失去中立和社会稳定所必需程度的保守。这一点，美国的法律界失去了应有的警惕。激进主义本身是背离公正的，尽管有时候打着公平正义的旗帜。

法律激进主义在本质上也可以叫作“权利激进主义”。持枪、免于恐怖、跨性别婚恋、宗教自由、反种族歧视、反对政府等，都是神圣权利。而这些权利在许多条件下会发生剧烈冲突。如果法律在冲突中大幅度地选边站，则不但不能控制冲突，反而加剧冲突。宪法层面上长期固守民众持枪权，就是权利激进主义的表现。民众拥有持枪权，警察执法就必须配置更大的武器使用权，公与私形成枪权的对抗而在恶性循环中无法自拔。法律激进主义者栽种的是权利，收获的可能是恶果。奥兰多大规模枪杀无辜者，达拉斯大规模枪杀警察，都是权利冲突的暴力化升级。在处置达拉斯事件中，美国警察首次使用军用性质的机器人爆破方法干掉袭警的狙击手，很可能客观上导致冲突各方武器的进一步升级。

（作者单位：广州大学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