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剧清唱 曲剧一点红

新世纪第一个明媚的夏天，我站在曲剧的渊薮，仔细品味“老汝州的曲子——地道货”这句戏曲俗语，思潮奔涌。

曲剧是一种飞翔的文化，浪漫的文化，幻想的文化，民众的文化，雅俗共赏的文化，长着“飞毛腿”的文化……她从1926年5月登台演出到建国前夕，短短23年的光景，就以惊人的速度普及到河南的城乡，进而扩展到安徽、湖北、陕西、山西、河北、江西、福建等省。新中国成立后，曲剧艺术空前发展，至80年代初，曲剧分布全国9省，共有县以上专业剧团58个。河南曲剧北上北京，应邀进中南海演出，誉满京城；南下长沙、广州……倍受南国观众的青睐。在全国300多个地方戏中，曲剧排行前10名；在河南20多个地方剧种中，脱颖而出，雄居第二大剧种。戏剧界人士认为：曲剧在如此之短的时间内，又以如此罕见的速度，迅猛崛起于中国戏剧之林，这在中国戏剧史上的确是一个奇迹。

曲唱千里有出处，水流九派有源头。如果说曲剧是一泓奔涌的清流，不管她流域多广，流程多长，那么，她的源头在汝州——我的家乡！

二

1990年仲春的一天，我在北京王府井图书大厦终于找到了《中国大百科全书·戏曲曲艺卷》，那上面对“河南曲剧”条目的释文电光一样闪现在我的眼前：河南曲剧是“由坐班清唱的河南鼓子曲中杂牌小调与民间歌舞踩高跷相结合，于1926年经临汝县农民‘同乐社’搬上舞台，发展为戏曲剧种”的。那时刻，手捧厚重的大百科全书，我的目光仿佛穿过北京的一座座高楼大厦，看到了家乡的名山秀水，耳畔似乎又响起了曲剧那绝妙的韵律，与此同时，我思绪的青鸟“扑棱”一下飞了出来，倏地，钻进了60多年前的岁月之中——

1926年农历四月初七（5月18日），这本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日子。然而，一个普普通通的日子让一帮土里拔脚的民间艺人给闹腾得红红火火，亮亮堂堂，在曲剧的发展历史上刻下了一个划时代的印记！这一天，汝州（当时为临汝县）“同乐社”的领社人朱万明、关遇龙率一行16人，应邀到登封县颖阳集李洼“玩”会演出。那时候，曲剧已由地摊戏发展到了踩高跷演出的阶段。“同乐社”的“玩友们”不但踩跷技艺高超，而且唱腔优美，扮相表演形象逼真，音乐伴奏也技高一筹，因而名声远播。他们经常应邀背跷到南阳、洛阳等地演出。

这一天是个风和日丽的晴天，但在演出过程中，太阳却被几片云彩遮住了。《祭塔》还没演一半，老天就下起蒙蒙细雨，演出只好中断，但观众不让卸解跷腿，期盼天晴后继续演出。半个时辰的光景，天果然晴了，但稀泥遍地，路上像抹了油一样的光滑，踩跷演出无法继续进行。观众们看戏心切，鼓掌呼吁继续演出，甚至有人提议路上光滑，何不登台演出？面对观众的再三恳求，朱万明和关遇龙犯难了。朱万明作为“同乐社”的头人，他做梦都想率众登台演出，因为踩跷演出不但太束缚人，妨碍表演，而且表演程式和功法以及行当都受到限制，直接影响到曲子艺术的发展，加上长期踩跷演出，演员的腿脚上都被磨破甚至溃烂成疮。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朱万明心中长期思索酝酿着登台演出。然而，一旦登台演出就为“戏”，踩跷演出既为“曲”。唱戏是“下九流”，不但死后不能不能入老坟，甚至还要遭到家法族规的惩罚。

阳光照着泥泞的大地，观众要求登台演出的呼声和掌声搅和在一起，波浪一般汹涌。不知什么时候当做舞台的平板车上已被众人推到面前。面对此情此景，朱万明和关遇龙陷入了极度的矛盾斗争之中。在短暂的商议后，痴情曲剧艺术的两个汉子终于作出了决断：“不管前面是沟是崖，也要登台演出！”

从此“同乐社”的玩友们在两位社头的开导下，当然也经过了激烈的争论而最后达成了共识。他们跪地插香发誓赌咒：苍天在上，谁也不许把登台唱戏的事情说出去！如果谁走露风声，叫他遭天打雷轰的报应……接着，大家毅然解掉了绑在腿上的高跷。朱万明一个箭步，身子轻灵如燕子般地先落在了平板车上，面对群情激昂的观众，耳听一浪高过一浪的掌声，朱万明的热血都在奔涌，只见他大手一挥，逝去了喧哗，“开——戏——啦”高亢激越的喊声震颤着苍天大地。

登台演出正式开始了。长期被高跷捆绑的“玩友”们终于解脱了，跷腿一去，如释重负，演员们个个手脚轻盈灵便，身段活泼自如，功法敏捷如猿猴，表演惟妙惟肖。台下开花，掌声雷动，首场演出《祭塔》大获成功。已是午后光景，演员们的肚子里早已“咕咕”叫声不断，但观众们不肯离去，掌声把日头爷震颤得也好像点头庆贺。演员们只好饿着肚子又演出了一场《兰桥会》。一不做，二不休，在观众的鼓励下，“同乐社”又登上村里的戏楼整整演出了三天。演出主要剧目有《周老汉送女》、《杨八姐闹酒店》等。从此高跷曲正式登台演唱，成为曲子戏。

一石激起千层浪。“同乐社”在登封登台演出的爆炸性新闻，像插了翅膀一样很快传遍了家乡的角角落落。冲破了旧势力的束缚，从此“同乐社”便一发不可收。关遇龙、陈玉保、陈宣等兴致更高，又邀约汝阳的李九常、李升堂等人在汝州的大张村演出，李九常受到家父严责，便和袁江、陈玉保等人偷到许昌登台演出，受到社会和百姓的欢迎。翌年新春之初，关遇龙又组织一班人马到伊川县白沙与朱天水合班演出。接着，关遇龙又约洛阳大屯的朱六来、张五魁、朱双奇等合班到临汝镇登台进行大型演出，与两台梆子和一台越调对阵演出，场面盛大，观众挤倒了围墙。关遇龙的曲子戏独压群芳，一胜到底。名声大振的同乐社曲子班又被请到临汝县城的关爷庙、火神庙、钟鼓楼、南门口、州衙门演出，一演就是18天。人山人海的观念把“清官碑”都挤倒了。临汝镇演出，是洛阳、汝州曲子玩友的第一次大会合，可谓意义重大。随后，他们又闯进了洛阳久负盛名的“河南舞台”，演出再度成功，轰动了整个洛阳古城。在“同乐社”的带动下，众多的曲子社纷纷登台演出，把这场戏曲革命推向了高潮……

首都三月的熏风使人沉醉。我站在图书大厦面前，人还沉在翻书页、闻墨香、品历史的氛围中。我想：“七十多年前，家乡“同乐社”的这帮土里土气的农民汉没有想到这一天——1926年5月18日（民国15年农历四月初七）竟成了曲剧的诞生日，连同他们的创举和改革被一齐载入了辉煌的戏曲史册，而永垂于世。这帮农民艺术家的戏曲革命，也为古老厚重的汝州文化增添了绚丽的光彩。我又想：艺术常在不经意间创造着辉煌，人生常在平凡中孕育着伟大。正是家乡这些平凡的艺人在长期对曲剧艺术的执着追求和不断的探索改革中，才创造了艺术的辉煌，使曲剧艺术获得了新生。”

三

荡舟在曲剧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我的耳畔无时不飞翔着那再不熟悉不过的旋律——质朴自然，悠扬流畅，我知道那是一种深入骨髓的㓎润，即使数十年不听不看，她依然在我心灵深处回荡——这就是家乡曲剧的旋律，因为她早把深深的根系植进了我的心田。

其实，对于曲剧诞生的汝州人而言，她婉转动听、韵味深厚的旋律根植在无数人的胸间。尤其是建国前后的汝州人，几乎是在戏“窝”里长大的。当时汝州曲子社盛极一时，有教师有名气且定期活动的曲剧社，就有近70家，这还不包括那一些“本村演，本村看，下了台子吃自家饭”的临时戏班子。汝州不但孕育了曲剧，而且光大了曲剧，所以汝州人也更加热爱曲剧。上至官员绅士，下至贩夫走卒，工农兵学商仕，每人都能哼上一段曲子戏。小巷深处哼曲子，山野小径唱路戏。汝州的土地上随处可闻曲子声。那真是一个曲剧的时代，那更是一个诞生曲剧人才，全县驰名的曲剧艺人就在百人以上，曲剧的普及促进了曲剧艺术的繁荣，曲剧艺术的繁荣加速了曲剧人才的成长。一时间，曲剧名流荟萃汝州，人才培养人才，滚动发展，脱颖而出的人才真可谓群芳斗艳，各领风骚。

如今，我站在曲剧的源头回首她早年辉煌的历史，曲剧老艺人一个个可亲可敬的形象便浮在了眼前。

2004年春和景明的一天，我和文友专程采访河南曲剧的奠基人——朱万明先生。在我的家乡，朱先生被百姓们供奉为曲剧“圣人”。我们走在当年诞生“同乐社”的土地上，小草铺道，野花满径。春燕的呢喃声中，我的耳畔缥缥缈缈地响起了朱先生的那曲扛鼎巨作的旋律，那是《十八板连奏》——汝州人、河南人以及所有喜欢曲剧的人耳熟能详的乐曲！

朱万明先生改造的《十八板连奏》增添了《状元过街》、《过街俏》等曲牌，比原曲更欢快活泼，妙趣横生，引人入胜，备受欢迎。全国大型音乐团体大多都把它作为保留曲目。1957年，武汉艺术剧院出国时曾演奏该曲，受到前苏联及欧洲国家的喜爱和欢迎。鉴于朱万明先生在曲剧的诞生、改革创新和发展史上所做出的特殊贡献，在1956年举办的河南省首届戏曲观摩大会上，他和常香玉、陈素真、朱六来同时被授予荣誉奖，时任文化部部长的田汉亲自为他颁奖。获得如此殊荣的朱万明，其实是一个地道的农民。朱万明自幼酷爱曲剧，他将鼓子曲中的一些曲牌，略去过长的拖腔，变悠扬低沉的调子为欢快跳跃的小调，并把从各地采集的不少民族小调，融会吸收到曲剧的唱腔中，经他改革与创新的扬调、剪剪花、满舟、汉江、哭书韵、慢舵等新曲牌，略去了唱腔中的部分空腔，提高了乐调，唱起来铿锵有力，欢快高昂，从而受到了观众的喜欢。

郑铁楼村的群众听说我们是采访曲剧“圣人”朱万明的，就热情地把我们围拢了起来。村干部还喊来了几位年逾花甲的老人。大家七嘴八舌，叙说着朱先生在改革、创新或创造曲牌中发生的一个个动人故事。由于生活所迫，朱万明经常沿黄河乘船往返于河南陕西之间，船工那极有节奏的号子触动了深藏在他心中的音乐细胞。他忽然发现，船工们喊出的号子十分悦耳动听，既有滩险浪急时的紧张和高亢，又有风平浪静时的舒缓与柔婉，而且有腔有韵有节奏，特别是舒缓时的上下韵，更让人心旷神怡。朱万明高兴得不禁在船上哼唱起来。他把船工号子的韵味融入曲剧的唱腔哼得有滋有味，哼得投入动情，把船工和同船的伙伴们都深深地吸引了。于是，在轻舟飞荡的黄河激流中，朱万明完成了对曲剧扬调的改造。改造后的扬调比原来的更加激越清新和高昂，从而充实和丰富了曲牌。

朱万明从民间汲取艺术营养，改革和创造曲牌的典故非常多。民间十四年（1925年）朱万明到汉口贩卖土布，在汉江船上遇到一位北方口音的妇女，正在“哎呀，哎呀”地放声大哭，边哭边诉说家乡遭受灾荒，全家人快要被饿死的悲怆和哀婉，韵味十足。朱万明当时怦然心动，连忙把妇女哭叫的旋律记下，并结合已有的“汉江”曲牌，哼出了一种新曲牌，似“汉江”又非“汉江”，比原来的“汉江”更加悲怆、更有情韵，在后来的不断哼唱和修改中形成了一种新的曲牌。为区别于已有的曲牌“汉江”，这个曲牌被朱先生命名为“小汉江”，原来的“汉江”就叫“大汉江”了。民国18年（1929），朱万明、朱六来、关遇龙、朱天水等在南昌演唱，与南阳著名“曲子状元”汤印候谈话，在心与心的交融和艺术的交流之后，就据此把洛阳曲子改名为洛阳小调曲子，称南阳曲子为大调曲子。

正说着朱先生当年创造改新曲牌的故事，朱万明先生的儿子朱洪福背一把坠湖来了。老人今年已经85岁，但身板硬朗，面如重枣，声似洪钟，两撮在春风中飘飞的八字字衬托得老人十分精神。他说这是父亲生前留下的惟一一把坠湖。我虔诚地接过坠湖细看，只见暗红色的坠胡杆上留下了坑坑洼洼的印痕，那是朱先生长期拉弦子时手指在上面不停抠按而留下的印记。我轻轻地摩挲着这位杰出的民间艺术家留下的遗物，钦佩和敬重的情感填满了胸间。

看着这把坠胡，大家的话题自认而然地又转到朱先生对曲剧器乐的创新改造和发明上了。当年，为适应踩跷和登台演出的需要，朱万明与洛阳南郊大屯、王屯的一些“玩友们”商议：要对曲剧的主奏乐器进行改造。他们参照越调和河南坠子的主奏乐器，以三弦为基础，把三弦的板式共鸣改成六角形琴筒，上边张上蟒皮或蛇皮以增大音量，又将供拨弹用的三根弦改为两根弦，于是创造出了一种从来没有过的新乐器——他和艺人们给他取名叫“坠胡”。坠胡因其琴杆长、琴筒大、发出的音量宏大，而且音色柔和，且略带嗡音，非常动听，适应了在广场和舞台上演出的需要。从此，坠湖被定为曲剧的主奏乐器。同时，朱万明还和大家在曲剧伴奏上增加了七铙八镲等打击乐器，提高了伴奏效果，让“小腔小调”的曲子戏陡然增添宏大的气势，拓展了曲子戏的表现力，不光演于土场草台，而且也能演于戏楼梨园，催促了曲子戏的旺长。

春阳高照，村街里围观的人越来越多。追忆父亲当年痴迷曲子戏的情景，朱洪福老人非常激动，他不禁站了起来，清清嗓子哼了一曲《劝坟》里的唱段。有几个古稀老人也跟着哼唱起来，时而粗矿有力，时而清丽柔婉的曲子戏，就在这山乡柔和的春光中飘飞起来……

时值正午，我们一行到墓地叩拜朱老先生。跨过溪流淙淙的小河，登上草木茂密的山岗，走进峰峦环抱的山洼，终于来到一块麦地里。青青的麦田中隆起一座不大的土冢，上面绿草葱郁，不知名的野花藏在草丛中，开得正艳，一阵春风吹来，野花点点像小草摇曳的眼睛。此刻，回望曲剧发展的历史，我更加怀念为曲剧作出贡献的艺人们。我们面对朱老先生的土冢深深地叩拜，耳边隐隐约约传来了《十八板连奏》的旋律。回过头来，只见朱洪福老人已坐在墓旁的石堰上定弦子。他说：“父亲一辈子爱弦子，死时我把他心爱的那把软弓京胡放进了棺材内。随后，每有人来看父亲，我都要在坟前为他老人家再拉上一曲……”

时缓时急、时高时低的弦子声响了起来，朱洪福老人很快进入了境界。左手抚弦，五指不停地上下移动，交替飞舞；右手拉弓，时而弓满，时而弓亏，那动听的旋律就在他双手默契的配合中飞了出来。只见老人闭目摇头，整个身心似乎都要在音乐的旋律中亢奋地飞翔起来……

春风抚缓着土冢的小草野花，音乐沉醉了山野人心。美好的旋律中，朱万明先生的墓冢在我眼前忽然高大起来，像大地母亲隆起的乳峰；像巍然耸立在故乡西端的岘山……

四

溯本求源，我的思绪再次沉入那遥远的岁月。当年汝州的艺人们在把曲剧向全国迅速推介的进程中，可谓功不可没。曲剧奠基人朱万明在曲剧人才的培育上，更是功彪千秋。从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曲剧界许多成名人物多出于朱万明先生门下，或者直接受业于朱万明先生，或者是朱万明的再传弟子。老汝州这块文艺的乐土，吸引了无数本地和外地的曲剧人才前来拜师学艺。朱先生的第一批徒弟以许雷、刘保才、樊大力、陈玉保、王俊卿等为代表；第二批以尚须、毕怀、邓老南为代表；第三批以洛阳大屯的朱六来、朱双奇、伊川的朱天水、栾川的兰辑五、汝阳的李久常、汝州的卢天德为代表；第四批以汝州的陈万顺、李玉林、高有才、盛三、禹县的李金波为代表。朱先生直接培养的琴师以钟国顺、马德山、朱二才等为代表，至于再传弟子就不计其数了，比如：河南省著名曲剧艺术家王秀玲，当年曾拜汝州“同乐社”的驰名演员胡定、王中彦、陈万顺、李金波为师，并于1956年在河南省首届戏曲观摩会演大会中和老师李金波同获一等奖。被誉为中国“曲剧皇后”的张新芳，当年曾从师汝州籍的河南著名曲剧艺术家李玉林，并和老师一同在1956年河南省首届戏曲观摩会演大会中获得一等奖。2005年7月的一天，我们到郑州采访张新芳老师。“九岁红，喊一腔，一下迷了九道岗”，这是宛南、鄂北一带流传很广的一句顺口溜，这是对小成大器的张新芳的肯定和夸奖。1959年著名作家田汉在观看她演出的《陈三两》后，紧紧地握住她的双手连声说：好，好，演的太好了，你感动了我！没想到曲剧这么美，这么富有表达力，叫人忘不了！”50年代河南拍了两部电影，一部是常香玉主演的《花木兰》，一部是张新芳主演的《陈三两》。

一听说我们从汝州来，78岁的张新芳老人异常高兴和激动，她向我们说出了她那段鲜为人知的身世。原来汝州是她的第二故乡，她的继父李文斌是汝州市寄料镇观上村人。《张新芳艺术生涯》一书中这样写道：“……身份上是继父，艺术上是她老师，同行同业同台同唱，最主要是同志同心。李文斌自从做了张新芳的继父之后，便把张新芳作为自己的亲生女儿，生活上百般照顾不说，从艺术上来讲，李文斌成为新芳的‘随身辅导老师’……这种传授毕竟是不可缺少的艺术养分，有意无意间、潜移默化之中，使得这只雏凤羽满翼丰，愈来愈焕发出夺目的光彩。”张新芳老师回忆起当年和继父一起登台演出的情景时，倍感亲切、温暖和感激。她说：“当年继父李文斌也是一表人才，学的是青衣花旦，鬓一贴，眉一吊，头一扎，罗裙一系，绣花鞋一穿，上台去三腔五段就会唱迷一批大闺女，在曲剧元勋艺人堆儿里也是颇具名气的一员。可是为了我，继父拒演花旦和青衣，改演‘胡子’，把舞台让给了闺女……”

无独有偶，当我们前去采访著名曲剧表演艺术家王秀玲时，这个数十次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并被誉为“舞台上的‘小美人’”、“活林黛玉”、“莎士比亚‘小美人’”的曲剧表演艺术家，同样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她笑着说我可是地道的汝州人啊！是的，她不仅和汝州人——河南省剧团著名琴师宋喜元结为伉俪，而且她是郏县人，郏县过去是汝州的辖区。两个著名的曲剧表演艺术家当年都是踏着老汝州这块曲剧的乐土走出去的。在王秀玲老师家里，我们有幸见到了王秀玲老师的养父王俊卿老先生。今年93岁的王老先生是朱万明先生的第一批徒弟之一，郏县人。说及当年在汝州一带从事曲剧活动的历史时，老人两眼熠熠闪光，神情异常激动。

“积土成山，风雨兴焉。”遥想当年，众多的曲子社在“同乐社”的旗帜下，活跃于大江南北，把曲剧美妙的旋律播撒向祖国的山山水水。“老汝州的曲剧——地道货”。汝州成就了曲剧，曲剧宣传了汝州，新兴的曲剧艺术载体驮着古老文明的汝州走向了天南海北……

曲剧真的插了翅，神速地走向汝州，冲出河南，飞向全国。老汝州为河南曲剧的繁荣推出一批精英，在曲剧舞台上挑起了大梁，顶起了台柱子。1935年，朱万明、关遇龙率团在江西广泽县演出，时间长达一年半之久，陈万顺、高有才、李金波、朱二才等在异乡的土地上被捧得大红大紫。李玉林以其做功传神、扮相漂亮、唱腔优美、调门丰富、吐字清晰、行腔委婉缠绵、声中含情、如泣如诉、唱中插白、唱念并进的高潮技艺，上场即开花，掌声如雷动，唱红了漯河、驻马店、开封等地。1942年，以王俊卿、王中彦为首的艺人们北上延安，穿上军装在解放区演出了三个多月，解放区朗朗的天空中飞翔着曲剧优美的韵律。1949年李玉林到开封市“曲剧社”任社长，1956年后任开封市曲剧团业务团长，为曲剧的发展立下了功劳。1910年出生于汝州的张奉禄，自幼酷爱唱曲子，1943年在浙川县官桥和曲剧名艺人李金波一道组织了“抗战剧团”，排演现代戏《长台关》，宣传抗日。日本投降后他和李金波一起辗转演出于郑州、洛阳、开封、襄县、禹县；后又以郑州市新生曲剧社的名义在西安人民市场从事演出活动；1954年任郑州市曲剧团副团长，1960年调任河南曲剧剧团副团长兼工会主席。河南省曲剧团著名琴师宋喜元先生于1954年，在陕西参加了“郑州市新生曲剧社”（现省曲剧团前身），跟钟国顺老师学拉曲胡。青出于蓝胜于蓝。1959年他赴京汇报演出《赶脚》、《风雪配》时，中国唱片社曾灌制其曲胡独奏“大起板”；1965年曲剧《游乡》代表中南局赴京汇报演出时，受到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中央领导的接见并合影；而后即到广州珠江电影制片厂拍《游乡》一剧为电影。1974年他参加河南省独奏、独唱、音乐调演，被荣选参加了国庆节演奏。1979年赴京会演现代戏《逼婚》，获优秀伴奏奖。全国有影响的曲剧琴师马光陆、任一平、苏宝岭等都曾拜他为师学艺。宋喜元还为曲胡的结构改革做出了很大贡献，受到省轻工局、省工艺美术公司及郑州乐器厂的奖励，90年代初郑州乐器厂还按他设计的曲胡规格生产。宋喜元演奏的音乐以“细腻、流畅”而著称，并使音乐“强而不燥，弱而不虚，快而不乱，慢而不散”，在戏曲伴奏中，对于剧情的“悲欢离合”和人物的“喜怒哀乐”起到烘云托月的作用。

人杰地灵的老汝州，当年不仅在曲剧的表演、伴奏方面涌现出了一大批精英，而且在剧本的创作方面也同样涌现出了一批杰出人才，为早期的曲剧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曲剧《白蛇传》就是朱万明先生根据邻村尹冲庙里画的白蛇、许仙和法海的故事，并参考任甲辰整理的《白蛇传》，进一步改编为全本《白蛇传》。这个脚本在无数次的演出修改中，逐步走向成熟，以至于形成了曲剧的经典。与朱万明同时搞剧本创作的还有汝州纸坊街的韩宗皋和夏店乡毛寨村的郭成章。韩宗皋在20世纪20年代先后创作了《巧中巧》、《错中错》、《打砂锅》、《东锅 》等大型剧本，同时，还改编了《朱买臣休妻》、《十五贯》等传统剧本。郭成章在20年代至30年代先后改编和创作了《风雪配》、《贾清先生》、等大型曲剧，还改编了《凤仪亭》、《善恶报》、《庄子点化》、《六月雪》、《曹福踩雪》、《天河配》、《赶郏州》、《陈三两爬唐》，还取材《聊斋》改编了《鬼狐传》、《莲香》、《桂莲》等。在抗日战争中，郭成章还创作出了《打岗楼》等宣传抗日题材的剧本，并且亲自任导演。特别值得称道的是郭成章先生创作的《风雪配》一剧，后经曲剧老艺人张新法传给郏县塚王街曲子社的王俊卿和当时临汝县的王增、任俊杰，他们又将此剧传给省曲剧团的前身——郑州曲剧团，成为该团的保留剧目，屡演不衰，深受群众的喜爱，后经岳军、马力前改编。1980年被河南电影制片厂拍成电影，响遍了全国。郭成章还与祖籍伊川后迁至汝州庙下定居的杨万坡合作，改编了《嫦娥奔月》、《春秋配》、《狐狸仙闹书馆》等剧目。

汝州人热曲子、爱曲子，走到哪里把曲子带到哪里，连国民党部队的汝州籍军人也迷上了曲剧，在军务倥偬中不忘哼曲子。1934年，国民党师长戴民权率部队驻扎福建省沙县，把曲剧带到福建。范龙章是汝阳“玩故事”的高手，善演旦角，他升任国民党师长后，在自己的部队组织班社，把曲剧带到黄河北。驻扎在临汝（汝州）的国民党十三军，由于受当地曲子艺术的熏染，成立了“话剧团”，名为“话剧团”，实际也是唱曲剧的。

五

站在曲剧的渊薮，当年曲剧浓烈的气息穿越时空的窗棂，扑面而来。

2004年8月的一天，我和文友前去叩拜关遇龙先生。路上我反复思忖：当年的汝州大地上，不但聚集了曲剧界演出、创作和伴凑的精英，而且还荟萃了一批曲剧社优秀的领导、组织和管理人才。在这些领社人中，当属关遇龙名望最高，他被后人称为“汝州杰出的戏曲活动家”而载入《汝州戏曲志》。在曲剧形成的历史上，关遇龙可谓一个地位特殊和身份独特的人物：他既不以演唱出名，又不以伴唱著称，而是以高尚的人品与卓越的管理和活动才能而闻名遐迩，为曲剧的诞生与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民国22年（1933）春，关遇龙组合李久常、黄新发、刘银、王满堂、高八字、陈宣、王少阳、李升堂、刘小有等，在盐坡头演出，洛阳河南舞台请“同乐社”进城，开始第一次营业性活动。为保证演出活动，关遇龙特意把朱六来、朱天水、朱双奇、张五魁请来，与崔大照、张庆官、白德水等人的梆子戏对阵演出。“同乐社”演出场场爆满，但关遇龙仍怕败北，又请来解新富、宁文定、李永智等前来助阵，梆子戏晾台了，无奈只好出城去唱野台，“同乐社”独占城关，天天满场。

是曲剧把关遇龙吸引到汝州的。关遇龙原籍汝阳上店，年轻时因爱曲子而结交了汝州的朱万明先生，遂辗转到朱万明的家乡——汝州郑铁炉，并于1923年迁居汝州大张村，开始了终其一生的戏剧领导、组织和管理生涯。

“要想生气，打窑供戏。”这正是我们家乡流传很广的一句俗语。关遇龙靠一身正气、公平处事、奖罚严明、重情重义、处事得体、管理到位的领导组织才能和崇高的人格魅力，把“同乐社”领导得上下一气。和睦相处，蒸蒸向上。无论是“同乐社”把曲剧搬上舞台时，还是接下来“同乐社”成了曲子社的金字招牌后，关遇龙和朱万明这一对好搭档，始终配合默契。关遇龙管“同乐社”的行政事务，朱万明主抓业务，珠联璧合，两个痴情于曲剧的好兄弟，同心联手，共同打造了曲剧艺术的盛景。一生痴迷曲剧艺术的关遇龙于1975年灯节，终老在家乡的舞台上，享年79岁。

叩拜关遇龙先生的归途中，忽闻路边的山坡上响起了曲剧的戏串声：

自幼儿坐堂把书念，

五经四书都读完。

大比之年皇开选，

一奔上京去求官

……

我连忙让停车，偕文友一同向山上爬去，终于在葳蕤的荒草中找到了唱戏串的老人。他仰卧在草丛中，身边是一群雪白的羊群。老人告诉我们，他今年已81岁，耳聪目明，闲时最爱哼曲子。老人说着又为我们唱了一板《包公辞朝》。当我们把话题拉入曲剧的历史时，老人神采飞扬，不无骄傲地拈着胡须，顺嘴背出了一串曲剧谚语“黑子唱，保才浪，玉宝走得老稳当”……老人向我们解释说，1937年“同乐社”在叶县城北一个乡村演出传统剧目《游龟山》，附近人群若涌，云集舞台下面。有一个小伙子去挑水，由于看戏心切，把水桶扔在井台上去看戏。其父等不见儿归，找到井台，手掂沟担撵到戏台，果见儿子聚精会神地观看金杯、胡定演戏。其父抡起沟担照他屁股打了三下，被人拉开后的独生子又蹲下看戏，并抹着泪说：“你就是把我打死，看看金杯、胡定的《游龟山》也不亏。”从此，“宁挨三钩担，也要看金杯、胡定的《游龟山》”传为趣闻，几乎家喻户晓……老人看我们听得出神，就又给我们讲了早年曲剧名艺人救戏的故事。1956年冬，“同乐社”早年的驰名演员王中彦在郏县长桥演出现代戏《渔夫根》，因没有婴儿道具，饰演奶奶的王中彦（汝州曲剧团著名演员）怀抱妇联主任的婴孩上场，哪知刚唱两板，孩子拉起屎来，王中彦进退两难。救场如救火，他随机应变，逢场作戏，编出几句唱词唱道：“吃奶孩子不赏脸，奶奶抱着屙一滩，叫儿媳块把屎布拿，擦净刮净再让奶奶抱着玩”。儿媳应声，赶忙上场，戏就接着演下去。这几句唱词收到了意外的效果，台下观众连声叫好。巧妙救戏，天衣无缝。

夕阳晚照，山野生辉，牛羊欢叫着归村。老人怀抱着的录音机突然响了，唱得是曲剧《风雪配》。山下的村子里谁家的VCD也响了起来，飞出了曲剧《李豁子离婚》的旋律。我站在家乡的山巅上，品嚼耳熟能详的旋律，我再次感悟到曲剧那强大的生命力，她正气流般涌动在家乡的每一寸土地上。

六

溯源话曲剧，曲剧永远是一个说不完的话题。树高百丈不忘根本。在采访的曲剧名艺人中，他们都对汝州怀着深深的感情。“曲剧的根在汝州……”当年和朱万明先生同台演出、今年已93岁的曲剧老艺人王俊卿动情地说。“汝州作为河南曲剧的发祥地，要把曲剧团尽快恢复起来，要在弘扬曲剧文化艺术上大做文章……”老艺术家们送来了一个个热切的期望。在市场经济的汹涌大潮中，曲剧和其他剧种一样，诚然受到了广播电视和互联网等传媒的很大冲击，但我以为曲剧仍然是一个有着极强生命力的剧种。2004年9月，由南阳市曲剧团历时两年半精心打造的现代曲剧《惊蛰》，首次走进国家级艺术盛会，并获得了河南省戏剧大赛金奖、黄河戏剧大奖和“文华新剧目奖”。在鲁迅诞辰120周年之际，该剧还获河南省第六届戏剧大赛金奖、第三届中国戏曲“金三角”交流演出剧目奖、河南省“五个一工程”奖，被专家学者誉为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兼具的佳作。曲剧真的长上了“飞毛腿”，已飞出了国门。郑州市曲剧团到美国演出，受到了美国人民的欢迎。

溯源话曲剧，思绪若云飞。

我想，伴随着新时期文化体制的改革，曲剧如何实现其自身从内容到形式的传承和改革创新，像当年的曲剧一样贴近基层，贴近生活，贴近百姓，重新实现其辉煌的二次腾飞？！著名剧作家孟华说：“曲剧是一个庞大的包容体，光采博纳，兼容并蓄，搜奇集异，来者不拒，形成它如今的曲牌体例。无论古的今的内的外的土的洋的，只要老百姓喜欢的，我都拿过来，都是曲子戏的唱腔曲牌。不管古曲新曲山歌民谣南腔北调清咏闲吟，只要老百姓乐意接受的，我都装进来，都是曲子戏的调门……”据统计曲子戏的调门就有二三百之多，足以说明曲子戏唱腔之丰富，曲牌之繁盛，大大超过任何一个剧种。“曲子戏浑厚好听！”家乡人至今仍然这么说。是的，在曲剧实现二次腾飞时，不能忘记和忽视曲剧独有的神秘魅力和法宝——孕育民间、生自民间、钟灵毓秀于民间那古风新韵的、优美醉人的曲子戏曲牌旋律！

“经济发展是血肉，文化建设是灵魂。”曲剧发源地的汝州市委、市政府正在寻找地方经济和地域文化互动发展的契机，把举办首届河南曲剧艺术节写进了政府工作报告，把恢复曲剧团作为政府大大事来抓，目前正在紧锣密鼓地筹备实施。像我一样钟爱曲剧艺术的汝州人正翘首以盼：曲剧——这泓发源于汝州的清流，定年会以澎湃喷涌的气势，浩浩荡荡地奔向祖国的四面八方。